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三方面的概述。文章认为,传播学在中国主要由新闻学人士加以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要求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但其实传播学中的不少理论(例如“议程设置论”、“公共领域”等)一到中国就被赋予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现在已经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方法论上,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思维方式的结合。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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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闻传播学的分化

      1690年3月5日,德国莱比锡大学经答辩通过了博士学位申请人托拜厄斯·波伊瑟(Tobias Peucer)写的论文《关于新闻报道》(De relationibus novellis)。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新闻学论文。他的导师为瑞申堡(L.Adam Rechenberg)教授,后来是莱比锡大学校长。这篇拉丁文论文从29个方面对新闻报道的形式、动机和方法进行了历史概览和分析,展现了17世纪处于研究萌芽期的具有争议性的社会现象之一,即报纸以及新闻作为公共话语的兴起。①

      然而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则是200年后的事情。17—18世纪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颇为缓慢,因而新闻学难以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只有少数人就新闻传播业写过文章。工业革命的兴起、通讯社的出现、电报的使用、国民教育的普及、知识税的废除等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欧美的新闻传播业得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急遽膨胀,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马克思语)。②此种情形下,对于新闻传播业的研究自然被提上日程。因而,19世纪末首先在德国、瑞士的大学里开设了新闻学(又译“报学”)课程。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设置新闻学院,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形成。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开始于1918年10月,其标志性事件是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蔡元培任会长,从美国学习了新闻学和经济学归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徐宝璜教授(时年24岁)为副会长兼导师,另一位研究会的导师是邵飘萍。1919年,徐宝璜的著作《新闻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此前梁启超于1896年开启政治新闻学(从政治角度观察新闻传媒作用)的传统,这种论述传统被后来的中国各政党运用来服务于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期形成的“党报理论”,亦属于政治新闻学的传统。

      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大体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五大学科)从不同方面为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40年代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进一步为传播学提供了新鲜的理论支持。一战和二战的宣传战和电波战,直接促成了传播学首先在美国形成。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以欧洲人文—历史—哲学为背景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形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只有几个学者知悉外国有个传播学。传播学在中国公开被知晓,开始于1978年。1982年由新闻学界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1987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被承认是一个学科。

      新闻学最初在理论、业务上是不分的,例如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著作,结构上是“理论+业务+经营”等报业各个工作系统的综合论证。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其绪章和结束语,其实不是新闻史,而是新闻理论研究。

      传播学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科体系,传播学者们各做各的,研究角度很不相同。目前我国学界已经从过去将传播学分为两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改为分为三个学派,即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③

      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出于服务功利目的的需要,无形中形成大体五个研究板块,即控制研究(传播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渠道(形态)研究、受众研究(调查)、传播效果研究。

      欧洲批判学派即结构主义—权力学派,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法国的符号学和批判理论等等。他们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人生活在具体的符号体系之中,因而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在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

      在传播科技发达的现代,对信息的载体——媒介形态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即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一说表达了这个学派的基本的认识要点,即新的媒介形态本身(不是内容)对改变社会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观点在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变革中,被凸显出来,并被完善为“媒介即环境”的思想,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一度被政治化,以致完全被政治替代(文革时期)。1978年恢复研究之时,是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的。与此同时,传播学通过开启的中外学术交流,被我国新闻学界所知,并主要在新闻学界展开引介和研究。如果说最初的学界分化,那么新闻传播学科的最大分化是新闻学、传播学作为两个研究系统的分化,而且当时分工比较明确。

      所谓“新闻学”,主要是指传统新闻学的理论、历史和实务研究;所谓“传播学”,主要是指传播学理论以及各种非新闻传播的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诸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的研究。

      我国恢复新闻学研究之初,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对学术规范的无知,“新闻××学”或“××新闻学”一度泛滥,一些文章把新闻工作中的问题,通过经验性质的描述,就轻易构建出个“学”来,文章的作者们误以为把某个问题的研究称为“学”,就能够上升到学术层面。于是,新闻学被分化为更多的“学”。关于这一点,可以在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④中窥见一二,其中关于“新闻××学”或“××新闻学”的词条就有约40种。有些词条的设置,现在看起来显得颇为幼稚,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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