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自古有之。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优化了信息的传播和流通，但同时也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依托网络平台的传播现象，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更为复杂，传播力度更为增强，远远超出了谣言人际传播的强度和广度。突发公共事件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网络成为谣言传播的加速器，谣言传散因网络快速且巨大的扩音作用(amplification)而变本加厉，谣言危害因之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证实危机 新媒体无疑是当今社会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并逐渐成为危机事件中的主角，领跑舆论。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优化了信息的流通；另一方面，因传播主体的复杂化，传播平台的多样化，“把关”的弱化，以及各种信息之间的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副作用亦不可避免。谣言的滋生和加速蔓延便是其最显著的副作用之一。新媒体自由开放的空间让谣言得以在事件发生后迅速扩张自己的领土，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新媒体环境下，谣言变得更难以捕捉，且诡计多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证实危机。 第一，信息的加速流通让谣言飞驰。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流通速度远远超出从前，谣言的扩散也随之加快。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谣言是在疾走的话，那么，新媒体时代的谣言则同其他信息一起以超音速飞驰着。这对信息证实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想要追赶谣言已经似乎更困难了。费尽心思寻求它的真面目，却发现它早已变换了样子，甚至已经被另一个全新的谣言所取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加速流通进一步扩大了谣言的受众，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均有所体现，信息以更短的时间达到更大的辐射范围，谣言可能在瞬间蔓延整个网络。 第二，复杂化的传播主体扩大了“有人”的队伍。在谣言的传播中，“参与者的动机通常不占主要地位，因为听传的主体不是个人。接受到谣言并继续传播的人进入‘有人’这个序列，‘有人’构成了集体言辞的发出者。”①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发出者通常为复杂的组织，因为发出信息开支巨大。新媒体的出现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普通人都能够成为信息的发布者。理论上，任何一个具备上网条件的人都可以利用网络等等媒体途径传播信息，并使发布的信息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成为信息发布者的可能性增大，亦或是成为信息的中转站，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力也获得很大的提升。这也就意味着，谣言传播中“有人”队伍的壮大，同时，发出言辞变得更加容易，并且影响加深。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有人”队伍的壮大对于信息证实而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此外，匿名性加剧了探寻信息发出者的难度，复杂化的传播主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危机信息传播时一家独大主导舆论的格局，这些都给信息证实带来危机。 第三，“把关”的弱化使信息流通变得难以控制。库尔特·卢因于1947年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把关人”承担着筛选信息的责任，代表着特定利益群体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传统媒体时代，把关人往往决定了哪些信息被传播。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把关人”的作用被弱化、缺失。部分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甚至不经把关便可以进行自由的流通。在此情况下，信息的发出者兼具了发布者和“把关人”的双重身份，网络舆论的环境几乎完全由公众的素质所决定，把关标准自然随着“把关人”的缺失而模糊。不实信息、谣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难以控制，信息证实也随之遭受更严峻的挑战。 第四，信息交互影响强化，源头难以考证。前文中已经提到，新媒体环境下，信息间的交互影响被强化。信息的发布者与接受者之间，各媒体平台之间相互影响，从而实现信息的叠加和强化。尤其是网络社区、论坛、博客等地方，信息通常不经授权，无需注明出处便可随意转载发布。这使信息的源头难以考证，谣言的出处更无法寻得。信息证实在新媒体环境中变得举步维艰。 第五，危机带来的负面情绪也会阻碍信息证实。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职演讲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事实上，危机事件爆发后，危机造成的恐慌情绪往往比危机本身危害更大。“9·11”如此，“非典”如此，2009年发生的新疆针刺事件亦是如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恐慌、愤怒的情绪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极易蔓延，并引发群体性非理性的行为。谣言肆虐，受情绪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传递不经证实，甚至荒谬的信息。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让公众自发进行信息证实的可能性降低，同时，任何组织或个人进行信息证实的难度却因此大大上升。 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出现信息证实危机的重要原因。网络传播的异步性(asynchronous)也决定了人们可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沟通。谣言传播形态更多、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看上去显得更生动、更真实、更有人情味，因此也更具有影响力和杀伤力，造成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更强烈。新媒体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谣言在新媒体环境下大行其道。 二 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过程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分析指出谣言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事实真相”被歪曲的过程，而这种对“事实真相”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信息的“简化(leveling)”、“强化(sharpening)”和“同化(assimilation)”。继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研究之后，罗凯特通过实验，将失真的“自然思维”三段式加以提炼，形成了以下方式：省略或空变；加强；归属；泛化；超细节化(滚雪球效应)。②同样，霍华德·贾尔斯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作为传播学过程理论之一的“顺应理论”时也说明了这个道理。③谣言的传播基本上是一个顺应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顺应的两方面——趋同和趋异——同样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