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制度，传媒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第一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广州日报》集团组建，传媒改革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报业集团化、广电媒体集团化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开始全面渗透传媒行业，传媒产业的发展无疑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闻出版总署在2010年7月发布了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报告，该报告指出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突破万亿元，达到10668.9亿元，实现增加值3099.7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新闻出版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中国传媒产业的高增长率以及在GDP比例中的逐年上升，这是传媒改革的实绩。然而，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反映产业规模数据不能显示媒介资源占有的人均水平，媒介资源在群体中的分布形态，内容制作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牵涉到社会公正、自由、开放等基本原则问题。①随着传媒产业化快速的发展进程，它对社会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因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当前改革转型成为传媒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传媒改革转型：从市场到超越市场 最初传媒改革的路径就是实现市场化，普遍的看法是只要市场解决好了，传媒改革也就成功了。然而，当前失范的传媒景观背景总有过度市场化的阴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来超越市场，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结合。 1.过度市场化导致畸形的媒介景观 近年来频发的假新闻与有偿新闻事件，传媒的过度娱乐化与低俗化等现象，引发了学界与媒介消费者的不满与批评，对于当前传媒失范原因的探析，不少学者指向了过度市场化，正如李良荣教授所说“新闻媒介一旦在经营上走向市场，竞争立刻在新闻市场上展开。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众多受众，最终目的是争夺广告。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成了媒介的成败标示，广告成了媒介的生命线。”②因此，在过度市场化的情况下，通过新闻构筑出的社会现实具有“偏城市、偏高消费层、偏服务与休闲”等特征。③同时，我们的新闻媒介还大量存在着利用弱势吸引眼球，提高发行量的情况；新闻媒体在热心帮助“弱势群体”时，有时并没有真正保护弱势的利益，有的只是“好奇”与“游戏”视角。④传媒中大量存在“被观看”的弱势群体，这些被刻板化的农民、农民工以及失业工人的形象，表明传媒并未真正成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以及自我表达的空间。 传媒中大量存在“被窥视”的弱势阶层以及“道德缺位”的富裕阶层，由此形成了中国式的传媒景观。现实的富人移民潮与“仇富”舆论环境并置，弱势群体的媒介“失语”与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并存，在市场逻辑主导下，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未能得到真实呈现。究其原因，依然在市场化本身，因为市场本身不是一个价值中性机制，市场内在的局限性以及结构性偏差是当前传媒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⑤中国传媒改革的起点在市场化，如今造成传媒困境的依然是市场，是当前过度的市场化。就如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的，当前媒体最大压力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媒体因为市场利润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⑥ 2.高度市场化带来传媒机制失衡 关于传媒高度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近年西方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 穷民主》中就批判了高度市场化、垄断化的美国传媒，他认为新闻自由看似逐渐从政治中剥离，实则为经济利益集团所垄断，从“政治喉舌”变为“经济引擎”，最终扼杀公民自由和社会民主。为此，他提出权力集团应该承担消除商业媒介负面影响的责任。这个观点在其新著《传播革命》中得到更加翔实的阐释，他希望通过学者参与传媒改革，建立非盈利性的公共媒介，从而建设“一个更加独立的、充满活力的新闻业，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和一种不再被华尔街和麦迪逊大道的需求所驱使的健康文化。”⑦追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和编营制度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化凸现的过程中，针对过度市场化带来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⑧美国通过新闻专业主义的建设和编营制度的建构，以实现新闻自由和资本操作的并存，并最终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新闻传媒制度建设和职业理念操守的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编营制度改革几乎同时得到完成。 “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⑨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编营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相互交叉的，是现实推动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存的社会景观中，高度商品化的生产目标导致了媒体的社会自律与道德自律的缺席，传媒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合谋，直接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这是我们面临的传媒机制失衡的复杂的现实困境。如果说当年的传媒改革是基于对僵化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突围，那么在阶层分化日益成为中国主要问题的当下，传媒改革转型的逻辑起点应该基于和谐社会建构中的角色与任务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