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西方的教会报刊逐渐进入中国，开始是聚集在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然后逐渐向沿海口岸城市拓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5年新教伦敦布道会教士米怜创刊于马六甲)、《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荷兰布道会郭士立创刊于广州)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的力量开始向沿海城市和内陆社会渗透，宗教性报刊也就同样扩展其传播空间。这些传教士创刊的报刊，刊载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教义以及西方社会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等，办刊的宗旨往往是吸纳中国人入教和普及现代文明知识。这些报刊所处位置边缘，办报的传教士也无法进入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无法触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士绅阶层。1840-1895年间，中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社会变迁。间歇性的对外战争、洋务运动兴起、国家权力结构下移、地方督抚力量扩大、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这些都搅动了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洋务派以富强为核心的国家主义诉求，清流秉持儒家义理，从天下意识和苍生意识出发，试图平衡洋务派的急功近利，而在国富与民生之间寻求一个妥当的平衡点。在这一大变局之中，士人的清议得到了最后的张扬，这种张扬是在与趋新的洋务派和维新派的论争中展现的，其历史主体是清流。清流仍旧秉持传统义理，而洋务派等认为这套义理已经无法应对政治危机，“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主导型的社会观念。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清议开始式微。如同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千年清议之所以能够寄托千年公论，本在于以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统一性和至上性。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原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千年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走向式微。”① 一 清议与舆论的此消彼长 与清流、清议的式微同时出现的就是名士和舆论的鼓嚣一时，具体表现就是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政论报刊的繁荣，社团、公园聚会②和各种公共空间的剧增，而公共领域的典型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③。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认为，“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④。自1895年起到1911年，林语堂称之为中国报刊史的“黄金时期”⑤，张灏也在关于转型时代的论述里，特别强调了这一阶段的传播媒介的崛起及其价值，尤其指出“这些新型报纸杂志的主持人多半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易扩散。因此这种新型报刊可称之为精英报刊”⑥。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史家杨国强的论述，他在肯定清末这十五年的报刊舆论的发达的同时指出：“晚清最后十年间的士议鼓荡，正显示了传统士人之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知识人凌越庙堂与大众，岿然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期。但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思想多、思想浅和思想驳杂，又使鼓荡的士议久以纷歧舛错与多变善变为常态。由此形成的不相匹配非常明白地说明，当知识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责任意识。”⑦ 如何看待不同史家对于这同一时期的报刊舆论存在较大分歧的评论？从纵向来看，从清流到名士，从清议到舆论，虽然公共讨论的主体仍旧主要是士绅或者士绅演变而成的名士，但是参与者的广度扩展了，更多的体制边缘士人、留学生群体也可以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舆论的话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清议所框定的臧否人物和政治事务，而是涉及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讨论的知识资源也逃逸出儒家义理的规约，古今中西之学都成为舆论家(或谓言论界)信手拈来的知识资源⑧，更重要的是报刊这种新型的传播工具所提供的话题空间，远非传统士人所能想象。此外，相对于儒家经典的受众面而言，报刊的读者面要广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和士绅权力的扩展，报刊等新式出版业的出现，开始吸纳一大批边缘读书人和自甘于体制边缘的读书人。传统中国政统与道统二元的政治权威呈现建制化的分化迹象。《苏报》发表的一篇时评很典型地折射了这一点：“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何自起，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曰某事有碍于国民之公利，曰某官不能容于国民，然后官场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⑨ 舆论被理解成民气的象征，并且与政治权力必然处于对抗状态，从而监督权力而成就民意所向，这里的舆论显然已经完全被当成了政治体制外的制衡力量了，与传统中国体制内的清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1895-1920年这个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的精神魅力，恰恰在于很多观念与现象都是晦暗未明而混沌一片的，尤其是清末这一段。比如，在舆论逐渐浮出历史水面的时候，清议并未消逝，两者经常被并置在一起使用。如1905年的《东方杂志》在检讨中国书报不发达的评论里就同时使用了“舆论”与“清议”：“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之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⑩作者似乎将新闻、舆论与清议分为三个阶段，新闻提供真相，舆论造就公共讨论空间，而清议几乎成为某种类似“公理公例”的最后裁决(11)。 但从横向比较的视角来看，晚清的舆论显然驳杂万象、纷繁迷离，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多元而丰富，从不好的方面来说是粗浅淡薄，很多西方学理一进来就变形，艰深的学术迅速意识形态化(12)，浅俗的迅速口号化，名士呈现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随意性与迎合民意(13)。清议是个体性的言论，强调的是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思想，清流不会去迎合大众意见，也不会屈从多数意见，而名士就不一样了，往往屈从于民意，沉溺于借报刊文字暴得大名的陶陶然之中，自我反省的一面相对稀薄。这确实是一种立论者缺乏责任意识和自主性下降的表现征兆。从晚清言论界巨子梁启超的反思中也可以窥探到这一特征：“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14)当时的官员和士绅阶层对于报人和名士的不满，也间接地说明了报刊文字的粗疏。姚公鹤如此记述报人之社会形象：“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