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舆论

——论非传统安全与软力量的舆论支点

作 者:

作者简介:
纪忠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舆论作为非传统安全与软力量的支点,集中表现为国际公众和世界民意的全球性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舆论安全、舆论引导和舆论管理等概念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范畴,也是主权国家处理国际事务和安全问题的重要课题。从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宏观视野出发,舆论学的某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不仅获得了新的内涵,而且有可能得到更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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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传统安全与软力量的交集中,公众舆论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范畴。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看,国内外舆论常常能够转化成一种社会事实,改变一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或政治议程,成为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的一种软威慑。从软力量的角度看,一国政府对于国内外舆论的有效管理,不仅有利于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能将其转化为应对安全危机的社会资本,进而赢得国际关系的主动权。

      一、安全问题与世界民意

      在传统安全视阈下,对公众舆论的策动和回应仅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之外的一种辅助性手段,很少被当作安全问题的一种独立变量来看待。换言之,尽管冷战时期的舆论争夺十分激烈,然而美苏两大对立阵营构建起的舆论壁垒,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服务于政治角力、军事讹诈以及外交斡旋与谈判,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传统安全范畴之外。

      冷战格局解体后,随着安全问题的全球性展开,国内外舆论与安全问题的互动现象更加活跃。2009年底,被称为“决定人类及地球命运”的世界气候峰会在哥本哈根召开,这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合作应对环境安全问题的博弈,也是舆论软力量的一次集中发力。会议期间,与CNN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不断制造舆论向中国施压,中国媒体和广大网民则力挺中国立场,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铸成了峰会大厅之外的第二道舆论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初决定在大会中期来哥本哈根,但可能是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各界的期望,所以最终决定在领导人会议期间到访。显而易见的是,在跨国安全问题愈发凸显、安全问题的国际合作程度愈发增强的大趋势下,任何国家的政府决策和政治议程,不仅要向本国国民做出交代,而且还要积极回应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公众的期待。从世界气候峰会及其后续影响来看,国际社会围绕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等问题的舆论形态及其正负方向,将直接影响今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安全模式的选择,成为各主权国家必须争取掌握的软实力。

      舆论成为非传统安全与软力量支点的前提条件体现为三点:首先,诸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等全球性安全问题,催生了超越主权国家疆界的利害相关群体,在共同的利害关系面前,人们有可能不分国家和种族,形成大体一致的利益指向。这意味着公众范围无限扩大,为跨越主权国家疆界的舆论主体——国际公众——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其次,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媒体的出现,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相似的信息,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对全球性问题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为国际舆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意识动力。最后,当国际公众凭借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充分的交流与互动,并将共同意见诉诸各国主流媒体或游行示威等集体表意行为时,舆论压力就会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直至对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安全形成某种威胁,使之不得不对相关的政治议程及政府决策做出调整。

      显然,与冷战时期传统安全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不同,新型国际关系中的舆论已不再是主权国家诉诸宣传机器的“排泄物”,它愈渐超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樊篱,有可能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意识。换言之,未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问题,不仅受制于国内外经济、政治和军事等传统安全因素,也受制于国际舆论生态以及舆论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美国提出的“民主加人权”口号,实际是借助舆论修辞手段,为主导国际事务和世界格局而设置舆论框架,从而为武力干涉、先发制人的对外强硬政策提供合法性,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与国家安全战略。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凸现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主权国家的政府,不仅要密切关注国际舆论的变化,而且要在内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主动汲取国际舆论的合理内核,不断提高舆论的修辞能力和策动能力,以维护本国利益和国家安全。

      舆论成为非传统安全与软力量的支点,既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又在非传统安全要素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获得了新的内涵以及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尽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曾提出“国际公众”的概念,他在“十四点和平计划”中明确反对秘密外交,指出公众舆论是维护各国安全与世界秩序的强大力量,为此,要提高公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发挥公众舆论的影响力。这一设想实际是“公众外交”这一概念的滥觞,但其理想主义成分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不稳定的战后世界格局而变得面目全非,并在冷战时期演变为意识形态斗争和舆论对垒。

      “和平演变”策略是舆论战、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的综合运用,对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政权更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不仅如此,舆论作为同化和吸引他国的一种间接能力,在冷战结束后又是西方国家借以制定国际规则的重要砝码。美国政界人士早就指出:“在制定政策和实施对国外有影响的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外国公众舆论的重要性。”①在世界多极化与一体化交互渗透的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下,舆论主导权也是不可让渡的国家主权,没有舆论安全也就没有国家安全。

      二、舆论安全、舆论失控和舆论失调

      舆论安全是指维护主权国家根本利益与安全的正向舆论免受威胁损害的客观状态。如果主权国家的社会舆论受到敌对势力或他国政府及国内外大众传媒的误导,对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失去清晰的判断,乃至形成不符合世界和平与本国根本利益的错觉,那么,该国的舆论安全就不复存在。舆论的不安全状态主要表现为短时期的舆论失控与长时期的舆论失调,前者易受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刺激,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的巨大风暴,对社会架构造成冲击;后者易在权力缺乏监督和假话盛行的环境下滋生蔓延,使得当权者失去了明察秋毫的舆论镜鉴,乃至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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