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新式学堂是相对于传统的旧式学校而言的一种新教育形式，但它又与传统的旧式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教育宗旨、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等方面仍纳入中国传统教育的体系中，只是教育内容实行“中学”与“西学”并存。民国初年，由学堂转变为学校，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彻底被打破，一种新的教育制度逐步确立，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废除“读经科”和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教育内容，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虽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但从长远来看也是历史的一个重大失误。学校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无法代替的。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补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一、新式学堂出现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兴起近代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为当时“万马齐喑”的文化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活力。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这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首先对传统教育进行反思，主张学习经学应遵循实用的原则；要求改革社会，抵御外辱；提倡学习“西学”，改革传统的旧教育。他们治学的最大特点，是讲求实事、实功、实效，注重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急迫的实际问题。这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学术潮流，为文化教育界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笼罩的悲愤激昂气氛注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改变了一少部分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和西方国家。但是，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还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闲逸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或许中国正面临着一次亘古未有的灾变。如战争期间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等，只是为应付中英战事，战争过后就无人问津了；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他在自序中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但在社会上层中，魏源的观点只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1849年徐继畲写成《瀛环志略》，他没有使用中国人说的口滑、写得手滑的“夷”字，而是重点介绍了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地理历史、气候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这对许多人来说，有些东西更难以理解。这些史实，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接受心态，即在绝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夏攘夷”、“师夷制夷”。所以，这次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只是少数中下层官吏和士大夫忧国忧民、发一发议论而已，统治集团中大部分人还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因此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十分有限，从而有20年至少一代人的时间，中国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向西方学习才算真正开始，对旧教育的改革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显著标志是洋务运动的开展。这场运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端，是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推动下产生的。洋务运动期间，在教育改革方面的着力突破口是创办新式学堂，并以“中体西用”方针为指导，实施“中学”与“西学”并存的教育内容。 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初，仍十分注重和强调“中学”的教育内容。李鸿章在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要求学馆须学习儒家经典，既延聘西人教授外语，又须“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保以经史文艺”，并规定学生学成之后，须成为“读书明理”之人，才能充当外交、洋务人才。②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学生“每七日中以四日读西书，三日读四书五经，另延生员四人主讲。”③除外语学堂外，其他军事和实业学堂也强调“经义”教学，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根基。如福建船政学堂规定，学生要读《圣谕广训》、《孝经》；天津水师学堂也视儒家经典为教学之本，明确规定：“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渝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④；广东水陆师学堂则规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⑤可见，“中学”在新式学堂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是培养学生之根本所在。 关于“中学”的作用问题，洋务派官员和学者也多有论述。薛福成在陈述“励人才”时，对“人才”的标准做了解释：要以“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为体。⑥他所述的“道德”、“忠孝”、“诗书”，即为“中学”教育的内容，是人才标准的根本。洋务理论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对“中学”的作用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楚。他主张：“新旧兼学。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⑦同时又强调，中学与西学是“体”与“用”的关系：“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⑧中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⑨他还提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⑩ 尽管洋务学堂以“中学为体”，规定“忠孝”、“经史之学”才是造就人才的根本，但毕竟为封建的旧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西学”也成了洋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洋务派视野的不断扩大，以及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西学”的需求更为广泛，洋务学堂中“西学”的课程与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所以，这种新式学堂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相比较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适切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对人才之急需，顺应世界新教育发展之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