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6-0022-06 自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对教育平等的追求始终没有中断，但教育不平等也顽固地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延续。时至今日，教育改变命运的功能愈加明显，而教育不平等的现实却并没有因为教育机会的扩张而获得实质性的改观。男女之间、阶层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族群之间等等，依然存在着普遍的教育不平等，我们的教育被悄无声息地在不同群体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边界。当然边界本身并不会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但边界两侧身份、地位的不对称性却从根本上引发了教育的不平等。边界的划分把社会成员构造为不同的群体类型，一边构造为主流的、高贵的，并被赋予更多的教育获得机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多的成功机会；而另一边被构造为低劣的、粗俗的，从而是边缘的和受排斥的，而阻碍后者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教育，相对于主流群体处于身份和地位的从属状态，被赋予相对较少的教育机会和相对低劣的教育质量。显然，这种不平等不再是由于人为的操作，甚至不再是某一项具体制度所引发的临时的、波动的教育不平等，而是随着边界的社会固化以及边界两侧群体身份的定型化而成为持久的教育不平等。 一、教育边界及其生成机制 边界一般指进行差异划分的界线，既可作为显性的实体性存在，如陆地与海洋之间的边界，也可作为隐性的虚拟存在，如社会群体边界。前者依据地理特征的不同予以界定，后者依据类型差异得以划分。边界通过界线的设定使具有不同特征的边界两侧成为不同的实体，实现差异的区分化功能，每一种边界都以不同的形式标示出一种区域之间、类型之间的核心差异。差异是边界形成的依据，也是边界进一步固化的动力。边界通过对空间、范围、程度、层次、类型等的分割为边界两侧的流动和沟通设置障碍，一方面确保边界两侧各安其分、各守其责，另一方面催生边界的封闭效应，固化边界的存在。因此区隔、差异和封闭构成了边界的基本特征。教育边界作为抽象边界的具体化形式同样拥有边界的基本特征。教育边界是指构成不同群体类型教育权益差异区分的界线。依据教育权益而形成的群体类型化是教育边界的根本标志，对教育权益占有多寡是区分教育群体类型、划分教育边界的基本依据。因此，教育边界总意味着教育权益的不对称性。现实中造成教育权益差异的因素是多样的，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教育的边界存在不同的类型，如性别、城乡、区域、市民与农民工、族群等。处于不同的教育群体便意味着不同的教育获得机会和不同的教育成功期待。教育边界借助于边界的区分化功能，并通过边界的封闭效应使群体流动更为困难，从而进一步固化教育边界，因此教育边界的形成便意味着教育不平等的产生，而边界的固化则进一步使由边界引发的教育不平等具有了持久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教育边界虽具有社会边界的特征，但教育边界并不等同于社会边界，教育边界从范畴上下位于社会边界，多为社会边界的后果，如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一种社会边界，但经济差异可能通过资本转换导致教育的差异，此时城乡便构成了一种教育的边界，反映的是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然而，很多时候教育边界与社会边界之间总进行着不合理的边界重叠，使教育差异更加难以消除。 既然边界总导致教育不平等的形成，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着教育边界的形成？换言之，教育边界的生成机制是什么？教育边界的划分源于群体教育权益占有的差异，而不同的差异类型引发着不同的边界划分，也必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但总的来说包括先赋性和后致性两种形式。 先赋性的边界生成机制是指由于教育制度、教育政策、规则、习俗等的事先安排所引发的教育获得的差异，因此是个人所无法改变的和与生俱来的，如所属社会群体对男女事先不同的教育价值预期，是社会安排的结果，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源于城乡不同的教育供给制度、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等的差异。由于这些制度、规则等相对于其规范下的人的先在性特征，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不再考虑其形成的依据，而是当做一种天然的存在，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这种共同的理解，因而也是自然而然的和不证自明的被群体内化了的直觉，对先赋性的制度安排而言遵从总是压倒对合理性的质疑。 后致性生成机制是指由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等所引发的子女教育发展状况的差异。后致性边界多为社会边界的后果，因此，对后致性的教育不平等而言，即便先赋性的制度安排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成员，保证在起点中的公平，但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因种种外在于教育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仍然会出现教育的群体差异和群体类别化。这些背景因素相对于受教育者而言依然是先天存在和无法变更的，但对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而言却是后天的，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如果在社会教育安排足够公平的情况下，后致性影响虽不能必然消除，但却是存在克服的可能性的。 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虽被划分为先赋性的教育制度安排与后致性的社会分类，但这种划分只是初步的、大概的，两者总是不断地进行着相互的重叠和强化，如我国少数民族多在边疆地区，同时主要以农村人口为主，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服从于先赋性的文化教育规范（如藏族的寺庙教育）以及城乡之间的教育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农民家庭父母受教育状况的普遍劣势，使他们在承受先赋性制度安排的同时也成为社会类别不平等的直接载体，这种不平等必然后致性地影响子女最终的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后致性安排总能找到先赋性依据，如家庭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引发的教育成就差异在于社会地位、经济的教育选择功能，即通过资本转换将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延续。显然这是通过一种隐性的先赋性制度安排（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本的教育选择功能）而成就后致性的社会类别化（阶层差异）的教育不平等的功能。因此，一般来说教育不平等边界的生成总是先赋性控制和后致性获得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