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3／57／3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11－0001－09 一、作为开端的临时教育审议会 （一）教育一线的贫困化 笔者在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的全国教师研修（教师自主研修）中做合作研究者（建议者）已经20年了。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首先在“日教组”的各支部层次进行讨论，然后在县教师研修集会上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教师研修报告，并在全国大会上发言。因此，虽然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但其背后却包含着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实践。 在“日教组”的全国教师研修中，笔者参加的是“出路保障与选拔”分科会，这里研讨的主题是如何保障儿童们的出路。现在，虽然高中的入学率已高达98％，可是依然有百分之几的人希望上高中，但不能升入高中。他们许多人是智力障碍儿童，被高中入学考试筛选了下来。应该保障全部希望入学的人都能升入高中、为此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一直被各地的教育实践提到全国大会上来，基于此，全国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是20年来我们分科会一贯的经历。 但是，从今年开始，“日教组”的全国教师研修集会增加了一个新论点，这就是贫困。许多报告的内容是由于得不到奖学金，或者无法还债，而难以保障儿童的出路。而且，近来由于面临少子化的形势，再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恶化，所以学校合并迅速推进。随之，远距离通学造成交通费的负担增加，这给高中的升学和上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高度增长以来一度不太显眼的贫困，在今年这次全国教师研修集会上成了显著的问题。 一份全国性报纸以《高中重组需“考虑通学”——日教组报告通学距离拉大使家庭负担加重》为题作了如下报道（记者宫本茂赖）：“以行政（部门）的财政状况和少子化为背景，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公立高中的合并。由于当地没有能够就学的高中，不得不到远处的高中去上学，所以，苦于交通费负担的家庭不在少数。要求行政当局改变轻易进行（高中）‘重组’、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进行交通费补助等的呼声正在高涨。”[1] 下面对宫本记者当天在我们分科会采访的各地的状况摘要性地介绍一二。 1.大分县。“当地县立高中的商业科从今年开始停止招生，当地的高中只剩下了普通科，想上职业类高中然后就职的学生必须到距离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因此，所需要的公交车月票费每月至少2万日元。有一个学生，由于经济不景气，父母的家业经营面临窘境，正在为是否应考不想上的当地的（高中）普通科而犹豫不定。‘学校合并发展下去，难道不是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了吗？’” 2.长崎县离岛。“从停止招生的高中的所在地到其他高中去上学，公交车的月票费大约每月2万日元。虽然公交车公司卖给高中生的月票可以半价，但这种优惠措施能持续到何时尚不可知。‘远距离通学（给学生带来的）体力问题也是存在的，（学生）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时间也不得不受到了制约。’” 3.北海道。“1999年度，公立高中有275所。计划到2011年度，（公立高中）减少到238所。北海道教育委员会制定了这样一项制度：从今年当地市町村的高中停止招生时，如果通学费和借宿费每月超过1.3万日元，则对其实行补助。但是，由于在制度上补助金要到10月份以后才能支付，所以北海道教职员组合指出：‘半年（4月至9月——译者注）的补助金领不到是不行的，要制定一个更加容易实行的制度。’”[2] （二）国家方面的说明与贫困化的真相 前面仅列举了几个贫困化的案例。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行“结构改革”路线所造成的不均衡化。与小泉首相一道推行这一政策的时任总务大臣竹中平藏作了如下发言：“应该议论的不是不平等，而是贫困。虽然贫困扩大到一定程度在政策上不作出反应是不行的，但是作为非解决不可的大的社会问题的贫困，在我国是不存在的。”[3] 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能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绝对贫困率，（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是居最低水平的。”[4] 但是，据汤浅诚披露，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据仅是“海外民间团体只向700人进行电话采访所听到的主观回答式的调查”。[5] 汤浅诚在《反贫困——摆脱“滑梯社会”》一书中对“贫困化”作了阐述，下面试引用其一段：“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不景气以后，从正式工到非正式工的雇佣更迭迅速发展，非正式工人在这十年间（1997～2007年）增加了575万人，正式工人在同期减少了419万人……现在，全体工人的1／3（1 736万人）是非正式工，在年轻人阶层（15－24岁）中，非正式工的比例达45.9％，至于女性，其比例则超过了5成（达53.4％）。”“另外，地方上的商店街变成了‘百叶门街’，米价也暴跌……，自营企业主的生活的严峻程度已暴露无遗。所谓自由职业者的平均年收入约140万日元……根据国税厅发表的数字，2006年，工资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达1022万人……如今‘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吃上饭’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用作为劳动的代价得到的收入来支撑生活这种过去日本社会‘想当然’的事情，已经变得不是‘想当然’的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