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8－0014－06 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20世纪20－30年代是一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以一批留美归国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在掀起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同时，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和坚毅执著的精神投入到西方教育理论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与再创造之中，创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现代本土教育理论体系。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陈鹤琴、邰爽秋、庄泽宣、郑晓沧、陈选善、罗廷光等人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曾求学于世界教育研究的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接受了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熏陶，归国后从我国国情出发，对教育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为实现教育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以陶行知、陈鹤琴、邰爽秋、庄泽宣等为例，通过分析他们在构建我国现代本土教育理论中的开拓与探索，探寻一代留美归国教育家成长的过程，并为今日教育家的成长提供历史参考。 一、陶行知对杜威教育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1914年赴美留学。翌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斯垂耶（又译斯特雷耶）等教育名家，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系统熏陶。 1917年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并入东南大学后，他又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等职。1921年底，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成为20世纪20年代我国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回国之后，陶行知在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尤其是杜威教育理论以及改革我国传统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堪称杜威教育理论的忠实信徒。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乃师的教育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教育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1]此言实际道出了我国教育界照搬杜威教育理论、脱离我国实际所遇到的问题。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杜威教育理论对于我国而言有其先进性，这毋庸置疑，但毕竟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在旧中国经济落后、社会动荡、工农大众及其子女连生活都存在很大困难的条件下，教育所需要的不仅是反对僵化的传统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发展儿童个性，它更需要面对学校教育极其不普及、广大劳苦民众极其缺乏教育的现实以及如何改变我国教育落后面貌，进而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群众生活的问题，而这显然已经不是杜威教育理论所能解决的。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发展，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发生了转向，他将目光从繁华的城市投向了广阔而贫瘠的乡村。1927年春，他在南京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20世纪30年代后，他又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学校。在不断探索我国民族教育新路的实践中，陶行知越来越不能满足乃师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不时提出相应的批评和改造建议，最终将其“翻了半个筋斗”，创立了自己的生活教育学说，其中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成为其三大理论基石。 （一）“生活即教育” 这是生活教育学说的本体论，也是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这一思想的提出，显然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有密切关系，二者都强调教育与生活相联系，反对以死的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但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又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有着根本区别。杜威关注的主要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个人（儿童）生活的关系。他认为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教育不是为生活作准备，而是最完全的现实生活。而陶行知认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注重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是正确的，但其本质仍是为未来生活作准备的。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教育，生活的内容至广至大，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广泛的教育。他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2]633与“教育即生活”相比，“生活即教育”扩大了生活的场景和教育的视野，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意义。 （二）“社会即学校” 这是生活教育学说的范围论，亦即“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具体化。 “学校即社会”是杜威著名的教育思想之一。杜威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主张应使学校生活成为一种经过选择的、净化的、理想的社会生活，使学校成为一个合乎儿童发展的雏形的社会。陶行知则认为，“学校即社会”的主张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完全正确，但仅限于学校仍然有其不足。在他看来，学校里的东西毕竟太少，校外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学生都无法领教，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消弭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的弊病。“社会即学校则不然，他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3]针对20世纪20－30年代广大人民群众十分缺少教育的严峻现实，陶行知主张以人民大众的生活场所为教育的场所，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人民大众的学校。提倡“社会即学校”，一方面旨在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扩大教育的范围、对象和学习的内容，密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使社会的每个地方、每个生产生活的组织和机构都承担起教育的职能，整个社会成为一所大学校，变原来的“小众教育”为真正的“大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