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开始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运动，后来转移到农村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谁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农村，是谁向农民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组织他们起来革命呢？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上的这个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普罗米修斯的角色，把革命传播到了乡村。而没有人进一步追问，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哪一个群体，通过什么途径来帮助中共实现这个重大转变的？虽然，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已经不计其数，但我们对上述具体问题的了解还是非常贫乏和有限的。 原始资料的缺乏可能是多年来妨碍人们去研究这个棘手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档案开放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回忆录和地方历史文献出版了，这个障碍应该不再是个问题了。现在大量可资利用的史料允许我们来解决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个谜团。在这些史料中有两类对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特别有帮助，它们是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和新县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收录了各地早期党史的大量回忆录。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普遍编纂的新县志也都详细记录了各县的共产党历史发展情况。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这两类资料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个社会群体在中共早期的乡村革命活动中特别活跃，它就是各地的乡村教师。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在乡村开展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②。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获得一些感性印象。 1929年春天，刘通庸到［河北］容城小白龙村敬业两级小学当校长。当时，我在午方村北校教书。听说刘来了，我去看望他。这时刘通庸对我宣传革命的道理，大意是：国民党从1927年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北洋军阀。要想革命，只有参加共产党。当时，我们正对国民党不满，这些道理恰符合我们的心愿。白龙村敬业两级小学教员李子英、蔡友堂等人的思想也是进步的。刘与李并介绍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和左翼小说要我们看，……那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活动的还有野桥小学教员李岐山、农民王有定、陈志新等。我们不仅做口头宣传，还油印了《告穷朋友书》的小册子，署名是“容城县共产主义小组”，散发给一些小学教员和附近的农民。 1930年，……我离开了午方村北校，到容城县通俗讲演所工作。……因我和本县大多数教员都熟悉，有些教员进城时常到我这里来。……借此机会我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4、5月间，我们发起并组织了“革命文艺研究会”。…… 1931年4月间，保定特委陆治国同志来容城。……［他］对我说：“我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并要我去保定。到保定后，中共保定特委书记贾振峰同志……对我讲了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工作方法、接头方式等。……对我说：“你回去后建立中共容城县委，县委建立后，由你任县委书记。”…… ……1931年4月下旬，中共容城县委在我家召开了成立会。 党和团的初建，成员多是小学教员、师范教员和学生，农民较少。……（阴一刚，1983，86～92） 最近，笔者的一个学生，上海师范大学的丁留宝，在他的硕士论文《乡村革命的播火者——以安徽农村党组织建设为例（1923～1931）》对这个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课题做了非常扎实的实证研究。他查阅了安徽所有的新编县志，大量的文史资料、回忆录、档案，重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建党的历史。他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乡村教师在中国乡村革命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乡村教师是中共乡村革命的播火者。他的研究统计了安徽全省66个县（市）党组织创建情况。在1931年以前，安徽共创建了各类党组织（小组、支部、区委、县委）381个。这381个组织的负责人中有203人身份不明，余下的178人中教师119人，学生13人，商贩18人，农民13人，国民党党务10人，其他5人。具体统计见表1。教师占了178人中的67％，加上学生的7.3％，接近3／4（丁留宝，2007：51）。也就是说，安徽早期近75％的党组织是直接由乡村教师和学生创建的。这个比例与笔者在阅读这一时期史料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 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像丁留宝这样的实证研究来重建各省各地早期乡村革命的这一段历史，但是丁留宝的实证研究和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已足以说明，乡村教师是乡村革命的先锋和桥梁，是他们把共产主义这一套舶来的、复杂精致的意识形态变成当地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可以理解的道理，是他们把共产党这一高度严密而自律的组织带到了“一盘散沙”的乡村。没有他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可能永远局限在孤岛般的城市中国，而不会成为动员千百万中国农民、并最终颠覆了传统中国的乡村革命③。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农民不能接受外来的思想观念。事实上，在传统社会里，各种千禧年式的外来信仰通过行政和市场等级体系以外的社会网络曾一再渗透进封闭的乡村，吸引了大批的农村信众，并曾多次在乡村中国掀起惊天动地的风暴。孔飞力讨论过外来异端的这种传播方式，将其称之为“白铁匠和货郎”模式（“tinker- peddler”mode）。其特点是这些异端的信仰和组织通过走村串户在乡村社会横向地编织他们的网络，而不是沿着正统的行政和市场体系垂直地传播和构建，孔飞力将后一种空间协调方式称之为正统的“同心层级”模式（“nestedconcentric”mode.Kuhn,1980:vi～v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