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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并非只有工具性的一面，就目的性而言，它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公民教育目标的确认具有中国社会与教育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公民教育实际上应该是、也必须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乃至整体社会的改造。
希特的上述表述首先洞察到的是公民身份的实质：“前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人与人从属关系——封臣对领主、学徒对师傅、臣民对王公的服从的基础之上。相反，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个人的主动性能够自由地发挥。与之相应的是，公民身份的形成对个人权利的确认。”而社会地位及其变革的基础经济形态等等的变革却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而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次序可能需要颠倒过来。这一点在中国学者成有信等对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印证： 现代社会是以机器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古代社会是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落后的生产力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古代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单一劳动尺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古代社会是以超经济掠夺（不等量劳动交换）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基础的社会……；现代社会是承认人的独立性（即独立人格、人权）的社会，古代社会是人身依附（无独立人格、人权）的社会；现代社会是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古代社会是专制和人治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科学和理性统治的社会，古代社会是经验和情感统治的社会；……相应地，在上述现代环境和关系的条件下的现代人具有人格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参与、知识、理性、自律、集体主义（群体意识）、责任感、创造性、开拓意识、生态意识、全球意识等对生活和社会的积极态度、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等特征，相应地，在上述古代环境和关系的条件下，产生了古代人的下列特征：（对下）专断、（对上）唯唯诺诺、感情用事、经验主义、保守、狭隘、闭塞和无全局观念等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2]7－8 比较中西两位学者的论述不难看出，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建基于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以“可自由进入的市场”为突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整个社会全部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亦即在古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就必然、也必须被打破，因而现代社会就只能是“承认人的独立性（即独立人格、人权）的社会”、“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具有人格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参与、知识、理性、自律、集体主义（群体意识）、责任感、创造性、开拓意识、生态意识、全球意识等对生活和社会的积极态度、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在上述现代环境和关系的条件下的现代人”的社会！因此，现代人最突出的自由、平等、民主参与等人格特征以及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民主与法治等等其实都是现代社会生产、市场经济形态的一体两面的必然要求，而民主与法治的建立与否则是一个社会在制度上是否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标志。简言之，现代社会在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实现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由专制体制走向民主政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体由“臣民人格”向“公民人格”的转型。由于现代人的形成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显然，而没有人的转型的成功，制度的转型就可能由于缺乏基本条件的支持而最终落空；而没有合适的公民教育安排，当然就不可能有人之现代转型的顺利实现。 总而言之，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经济、制度、观念的社会整体转型。而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意味着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的现代化。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三方面时代重任在教育领域里最直接、最重要的实现途径只能是实施合适的现代公民教育。 （二）人的转型与公民教育 如果说机器大工业及市场经济、民主体制、公民人格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而物质、制度、观念的现代化中最后者最难实现一样，人的转型乃是一个社会现代化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及难中之难。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并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后发现：一个国家或企业即使有先进的制度，但如果缺乏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未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就会导致制度的畸形发展甚至失败。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为废纸一堆。这就是著名的“英格尔斯效应”。因此，英格尔斯断言：“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