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研究的不同理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述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于述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30年来,在激活传统教育智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的感召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要学术团队:其一,是以黄济教授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其基本理路是“由论而入于史”,即出于建立学科知识体系的需要并从现代教育哲学问题出发,去回溯和总结传统教育哲学的丰富思想观点;其二,是以张瑞璠教授为首的华东师范大学团队,其基本理路是“由史而进于论”,即通过总结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在哲学层面上把握中国教育的历史与文化精神。此外,何光荣教授的传统教育哲学研究也别具一格。他在同情与体贴中切近传统,呈现出传统学术贯天人、通物我,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达“内圣外王”之道的大教育观。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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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6-0015-06

      在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传统教育哲学研究有两个中心或主要学术团队。其一,是以黄济先生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其二,是以张瑞璠先生为首的华东师范大学团队。这两个团队虽同处一个时代,但由于受各自学校的学术传统和其学术领袖的学术旨趣影响,其研究风格也有所不同。上述两团队乃学院派中的代表。还必须提及的是,曾为学院中人却有着深深的民间情怀、特立独行的何光荣先生,他的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更能体现中国传统的学术风格。我的分析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着眼于各种学术努力的不同理路。作为曾预此流的后来者,我还想简单谈谈自己的观感。

      一、由论而入于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教育学科建立之后,以大学教育系的课程建设为主要出发点,教育哲学研究就逐步开展起来。至1949年,已出版了不少以“教育哲学”命名的论著和教材。这个时期的教育哲学研究,主要是借鉴德国与美国的哲学或教育哲学,来建构其学科知识体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大学教育系课程的教育哲学被取消,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已不复存在,尽管对于教育问题的哲学研究并未完全停止。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召开。会上,“黄济先生和多数与会者呼吁:我国应着手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教育系也要重新开设教育哲学课”①。从1980年开始,黄济先生边讲课、边学习研究,于1982年出版了《教育哲学初稿》,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哲学。1985年修订再版,改名《教育哲学》。其结构体系,是通过总结民国时期的教育哲学论著,在借鉴吴俊升和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基础上形成的,并深受傅统先《教育哲学讲话》影响。从黄先生在学术史回溯中对二氏著述体系之“严谨与科学”之推崇,可见一斑。在该书写作过程中,黄先生业已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② 其后,黄先生这一意识日趋强烈,并促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一书的出版。该书由黄先生主编,韩钟文和宋德民两人参加了编写。

      确认黄先生传统教育哲学研究的学术理路是由论而入于史,包含两重意思:其一,黄先生是出于建立学科(即教育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需要而关注并走向传统教育哲学研究的;其二,他建构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方式,是他此前撰写《教育哲学初稿》和《教育哲学》两书业已形成的理论框架。这后一个方面,通过比较《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与《教育哲学》两书的主要章节安排,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是考虑到哲学思想具有历史、文化差异,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教育哲学的范畴之间难以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在第四、五、六章中,分别概括分析了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教学论范畴”和“美学思想的主要范畴及其基本关系”,并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的首要价值,是从《教育哲学》所界定的问题出发,对传统教育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沿着黄先生引领的道路继续前行的,一为韩钟文教授,一为于建福教授。

      韩钟文教授除了参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一书的编写之外,在北师大做访问学者期间,还担任黄先生主持的博士点基金项目的子课题——《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研究》——的负责人。他撰写的《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研究》③,就是那个子课题的组成部分。该书的主体部分共有六章,它们分别是:“先秦儒家论教育与社会发展”、“先秦儒家论教育与人的发展”、“先秦儒家教育目的论抉微”、“先秦儒家道德教育论”、“先秦儒家教学思想论”和“先秦儒家养育思想论”。这种概括和论述路径,与黄先生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同为由论入史,但所论已具体化为学派的断代研究,更易把问题引向深入。加上韩教授博览群书,善于在古今中外思想的类比中归纳儒家思想的普遍价值,故其对先秦儒家“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大教育观”、“为人生而艺术”的教育精神等有较深刻领悟。正因为进入了具体化的学派断代研究,由论入史易,有的切割历史倾向也日趋明显;且由于韩教授所依据的已不是哲学化而是教育学化的分析框架,其哲学意味似乎淡了一些。

      于建福教授于1993—1996年间,在黄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④。“中庸”是孔子的思想概念之一,但同时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作为核心范畴,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体现着知识与价值、方法与境界的统一;作为方法论,它既是思想、也是行动的根本原则。该文围绕着“中庸”这一孔子思想的基本范畴,上探其源、下衍其流、中观其时代之用,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全面而深入地阐释了其哲学内涵。然后,又在方法与境界的统一中,揭示了中庸作为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如何贯穿于其政治理想、人生境界和理想人格养成之中的。这样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研究方式,注意在以今观古与以古鉴今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显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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