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10-12-05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开发潮流。文化产业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以文化特殊性对抗资本主义工业霸权，提升区域竞争力，再造地方形象的重要手段。西方主流文献主要从知识传播与集体性学习的视角，认为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地理临近的地方化网络的形成，和基于关系临近与制度临近的集群与外部管道(Pipelines)的构建，以及地方网络与外部管道之间的互动[1]。不同地方的文化产业，创意能力之所以不同，可能原因在于地方环境的差异。学者提出了文化创意发展所依托的创意环境(Creative Milieu)[2]、创意社会结构[3]、创意场域(Creative Field)[4]。Drake认为，特定地方内的物质资源与景观刺激、紧密社会网络、地方声誉与传统、地方创意社群是影响个人创意能力的四种要素[5]。这些研究均指出地方环境是影响个别创意行动者能力的因素。当然，创意能力不仅受制于地方环境，而且还反作用于地方环境。创意是新点子与脉络是相互串连的过程[6]。Lambooy[7]采用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研究框架，剖析了城市与区域经济演化的机理，认为都市经济成长是一种认知选择过程，路径开创乃是由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所共同决定，不同区域由于具有不同的认知选择过程，必然造成不同的发展轨迹和专业化。 近十多年来，产业集群，尤其是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开始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前沿领域。苗长虹从创新的视角构建了学习型产业区研究的理论框架[8，9]；李二玲和李小建用网络分析研究了经济欠发达农区产业集群的演化机理[10，11]；林政逸和辛晚教则应用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台北市音乐产业集群的演化，发现地方环境不仅能筛选行动者能力，更是促进行动者能力发展的区位；同时，空间集群建构的地方粘性资产成为音乐产业从业者持续累积个人声望与专业知识的区位[12]。事实上，真实的经济活动必定是在特定时空制约前提下发生和演化的，是嵌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和地理环境中的，同时本地产业不仅与本地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发生互动，还与区域外的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有一定联系[13]。因此，由行动者的能力(包括认知、创新与组织能力)，与选择性环境(由制度、市场与空间组织构成)互动的研究框架，应该是一个从知识视角解释区域经济演化的有效工具。 但到目前为止，该研究框架多应用于城市，鲜有农区的研究。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传统文化资源厚重，各具特色。改革开放后，一些农区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如河南宝丰县赵庄乡的魔术产业集群。这些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为农区产业结构转型、农民收入增加和就业解决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出现了如创新不足、分工协作有待加深等问题，亟需理清这些集群形成演化的机理，进而从理论上为其发展提供依据、指明方向。故本文的目的，一是以宝丰县赵庄乡魔术产业集群为例，探讨影响农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否与城市的完全相同？农区是否有自己特色的传统，有助于或阻碍农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尝试运用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研究框架，解构我国农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2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演化与选择性环境特性 2.1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和空间集聚 2.1.1发展历程 赵庄乡位于河南省宝丰县西北，面积44.63km[2]，辖22个行政村，3.5万人，是全国著名的“魔术之乡”，几乎村村有团体，户户有演员。目前，全乡有各类魔术表演团体630多家，占全国总数的3/10；其中具有30多个团体以上的魔术专业村15个，有2000多个文艺专业户、2万余名演艺人员常年活跃在全国各地。其发展经历以下3个阶段： (1)缓慢发展时期。赵庄魔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元末明初，赵庄乡周营村由于地势低洼，天灾不断，当地少数人出外以玩木偶为生，后学到一些民间小魔术，收入渐增，村人效仿。从此，魔术便成为村民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清顺治年间，又发展了民间气功，同治年间出现了化学魔术、光学魔术。民国时期，开始把魔术与木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的魔术表演基本上以贫民为谋生在街头“撂明地”为主，规模小，节目少、多属小“把戏”。 (2)迅速壮大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新节目得以引进、创新。1949年，岔河寺村的毛玉山在部队向战友学会了“百步吹灯”等10多个小型魔术。1957年，周营村的徐海水等赴武汉演出，学会了“箱中换人”等各类节目30多个。当年，赵庄乡成立了第一个魔术团，参加河南省曲艺汇演并获奖。1965年，赵庄魔术演出团体急增到20余个，魔术节目发展到100多个。主要节目为手彩活、光子活、门子活等中小型魔术，表演以娱乐为主，演出形式主要是“摞明地”、“扎圈子”，成规模的表演团体较少。“文革”期间，赵庄魔术一度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