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5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3-0120-07 在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全球史研究成为现今国际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的潮流，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有学者指出，经济史学科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1](P6～9)然而，国内史学界除大量推介之外，身体力行进行研究、探索的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全球史研究对学者的学术背景、宏观思维、知识储备、史料把握等个人学养与能力，乃至研究氛围、学术交往等等主客观条件的要求较高。仲伟民教授的新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下称《茶叶与鸦片》)即是这一研究的力作，是对国际史学界关于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呼应。无论从研究方法、视野，还是从研究内容、结论等方面来看，都值得学术界关注。 一、方法的有效：“被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史 根据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1500年前后，人类告别了彼此隔绝、孤立、分散的局面，“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P67)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密切相连的一个整体，人类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转换、融合的历程之中，世界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拼盘，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简单地说，即世界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但上述看法也许并不全面，因为直至两三个世纪以后，地处东亚、自我绵延发展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才不自觉地被卷入这一开始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历程之中。《茶叶与鸦片》一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论述，以全球化理论和方法阐释19世纪的中国，使人耳目一新。 从大航海时代直至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每个时代全球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却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始终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茶叶与鸦片》一书进而指出，在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这个看法确实给人启发。19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关联，此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经济方面则着力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西方列强最早也是想借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叩开中西交往之大门。然而，因中国经济体过于古老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向来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列强向中国的市场渗透非常缓慢。 《茶叶与鸦片》体现了全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路，突破了国际上“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等研究模式，以及国内学者“就中国论中国，以中国论中国”的研究局限，认为不应当以某一国的发展模式来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而应以市场交换、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文明间与日俱增的交流，作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因为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19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市场化速度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因素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比如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1871年中西海底电缆联接，尤其是轮船替代帆船而成为主要的海上运输工具等，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引起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则在一直以来占中国最大宗出口商品的茶叶贸易中表露无遗，对此本书有详尽的论述。 作者分析，上述1870年前后发生的划时代的几件大事，预示着中西贸易——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划时代的事件，“把以前中英商业换了一副新面目，以前所用的商业旧习惯——商业独占——现在是不能用了。运河和电报，造成了商业的革命，商业这样的进步，交通便利，运费减少，市场各业，都有惊人的发展”。[3](P23～24)茶叶贸易是中西贸易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在此次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沉浮。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通商口岸茶叶的供应状况，外商一般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囤积大量存货。而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航程大大缩短，伦敦再没有必要大量囤积茶叶，而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来决定存货多少。这直接导致了茶叶的“贸易革命”。再如，原先中英之间单向航程约需120天时间，往返则需240天，并听命于季风风向的自然安排。不仅如此，原来伦敦的需求信息要带至上海同样需要120天，其实就是一年一个来回的生意。现在，地理航程缩短了三分之一，海底电缆完成了东西方间的即时通讯，航速又从风帆驱动的自然力时代进入到了煤电能驱动的机械力时代，单程时间减少为原先的约三分之一。中西贸易从原来的一年一个来回，一变而为一年多个来回。其结果是伦敦从此不必囤积大量茶叶以备市场之需，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伦敦商人发一个电报后，四五十天就能收到来自原本遥远东方的货物，茶叶屯积的地点一变而为上海等中国口岸城市，华茶从卖方市场一变而为买方市场。同时，茶叶等商品的定价权也开始丢失。原先，华茶从产地到达口岸以后坐以待沽；而现在，产品主导一变为市场主导，需要多少、所需规格以及价格多少等，市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比如“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收买，故闽茶必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商。”[4](P89)致使茶叶等出口商品的定价权旁落。近代以降，新安商人、龙游商人衰落的主因是市场发生变化，农副土特产品市场向现代工业品市场转变，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转变。“价格方面，也因上海洋行的操纵，一般茶商，大体多受亏折。”[5]另外，众所周知的中国茶叶出口数量骤减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和锡兰茶叶种植成功并大量生产，至19世纪后期开始逐步成为华茶的最大竞争者，并且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竞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