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 理论创新

——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读后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松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梁鸿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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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教授的新著《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以下简称《工业化》)是一部以西欧经济史为考察对象,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之间关系的专著。在这一著作中,厉教授以其一贯坚持的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对产业革命以来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全面剖析。他从制度分析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和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转换进行了科学解释,为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制度演变规律指明了方向。

      《工业化》一书在研究内容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匠心独运,别具一格。这部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凝聚着厉以宁教授数十年的研究心血,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成就,是这一研究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界少见的经典作品。

      《工业化》一书反映了产业革命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工业化研究的主流思想,吸取了经济理论界关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研究的思想精髓,而且以独具特色的制度分析把这一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经济学界对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把工业化看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纯经济现象,而不去考虑工业化的条件,认为工业化的条件应该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有的虽然把工业化的条件纳入研究范围,但只局限于考虑其中的技术因素,强调技术变革在产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主导的或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则把工业化作为影响全局的综合性重大事件加以研究,不仅考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考虑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前,第一类研究比较盛行。自从罗斯托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起飞”理论以后,第二类研究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工业化问题研究的深入,第三类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在工业化研究的主流思想中,多数学者赞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但关于工业化的内涵,却有各种不同看法。在厉以宁教授看来,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变革过程,而是引发制度变迁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工业化必然对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单纯从技术变革角度所不能解释的。因此,在《工业化》一书中,他没有满足于对产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技术分析,而是以西欧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作为背景,通过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全面剖析,以一种独特的制度解构方式,对工业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展开深入研究,为揭开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之谜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

      厉以宁教授从工业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宏观视角,紧紧把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脉搏。他对汤因比、熊彼特、罗斯托、库兹涅茨、索洛和诺思等人关于产业革命、经济起飞和经济革命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对经济学界关于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研究的主流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人们对于产业革命的理解也在深化,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表现在:第一,产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上的变革,它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和制度上的变革,直接涉及所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收入分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人际关系的变革。而且,技术上变革同制度上的变革往往相伴而行,彼此制约,又彼此推动;第二,产业革命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第三,在不同国家,产业革命的进展情况和后果是有差异的;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观念的转变是相当深刻而持久的。这些研究共识的形成为开展基于工业化进程的制度分析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厉以宁教授以西欧各国工业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总揽工业化发展演化趋势和洞悉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独到眼光,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体制转换学说,并以此为分析工具,全面展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理论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在《工业化》一书中,厉以宁教授首次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所独创的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变规律指明了正确方向。

      长久以来,在中外经济学界,有不少经济学家为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变化规律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某些特征或印迹。比如,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在其主编的《资本主义改变了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讨论集》一书中提出了区分各种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准,指出资本主义出现了某些变化。西方学者莫里斯·道布也指出:“最近几十年内,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改变,因此,它的规律和趋势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变化。”①然而,这些学者都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为何改变、如何改变、改变了什么等问题。他们不清楚到底资本主义在哪些方面确实发生了变化,因此,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有变化,变化的是什么?

      厉以宁教授在《工业化》一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自己对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独到理解,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体制转换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全新阐释:“说资本主义没有改变,是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而言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远未退出历史舞台。说资本主义改变了,是就资本主义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而言的,20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工业化前期甚至工业化中期的资本主义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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