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作 者:
严鹏 

作者简介:
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德国研究

内容提要:

德国历史学派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民国经济学者主要关注这一学派诞生的渊源,其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历史主义方法。在构建本土经济学的进程中,民国学者一方面视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扬弃,为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广泛的空间。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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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F091.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1)02-0040-06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要流派,主张以历史的方法研究国民经济,站在德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对德国工业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当代中国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及特点有所研究①,甚至有学者主张效仿该学派创建“中国经济学”②,对此,有学者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悲剧性警示着眼表示反对③。实际上,中国经济学者引入德国历史学派这一思想资源已非第一次,该学派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可视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环节。一般而言,德国历史学派分为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先驱者,以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民国学者对这一谱系已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在论述中不再特别加以区分。

      一、民国经济学界有关德国历史学派的译介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程度较低,“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④,在这些“外来思想”中,德国历史学派占据重要地位。民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译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途径:

      1.通过经济思想史译著予以介绍

      德国历史学派繁兴于19世纪下半叶,一战以后已形衰落,而中国本土经济学有较大发展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情⑤,这使得该学派对民国经济学界而言,更多地属于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因此,中国学界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译介首先附属于一般经济思想史译著。

      在中国学者翻译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英国学者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的《政治经济学史》十分流行。英格拉姆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呼吁在英国创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其《政治经济学史》是当时的畅销书,其经济思想史的核心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⑥从某种意义上说,英格拉姆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同路人。1930年,胡泽、许炳汉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史》(中译本名为《经济学史》),1939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作为普及读物丛书的《万有文库》简编印行。汉译《经济学史》共分八章,起于上古而止于奥地利学派,其中给予了历史学派整整一章的篇幅。英格拉姆本身为英国历史学派之一员,且他活跃之时德国历史学派尚如日中天,故其书能对历史学派详加介绍。民国经济学者翻译此书并以之为经济思想史的普及读物,给了中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较为深入认识的难得契机。

      除了翻译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史读物外,中国经济学家自己也编写了不少经济思想史著作,对德国历史学派亦多有介绍。例如,安绍芸于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纲要》为历史学派单独开辟了一章,其重点在于德国历史学派。1930年,唐庆增在其所撰《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中将德国历史学派与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及数量学派相提并论。迟至1948年,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已占据正统地位,中国学者赵迺抟在其《欧美经济学史》中仍对德国历史学派予以相当篇幅的介绍。可以说,民国经济学者所翻译和编撰的经济思想通史著作是当时中国人认识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途径。

      2.译介德国历史学派之作品

      经济思想史著作对于各学派的介绍是概要性的,只有译介原著才能最直接地反映某一学派的思想。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德国历史学派之作品亦有所译介,这些译著构成当时中国经济学界认识德国历史学派的重要来源。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一些民国经济学者将其视为“国家主义派”,以与此后的新旧历史学派相区分,但一般仍将其划入历史学派。例如,刘秉麟认为李斯特“实为后来历史学派之首创者”⑦。郑学稼认为德国历史学派“赖李士特的倡导,罗齐尔的发挥,克乃士的大成”⑧。实际上,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中最为民国学界所熟知者。1925年,留学德国的王开化将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译成中文,名为《国家经济学》。王开化的译本影响很大,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中引用李斯特的“《国家政治经济学》”时,直接用的是王译本。⑨朱谦之在其专著《历史学派经济学》中亦主要使用王译本。因此,王开化所译《国家经济学》可谓民国经济学界有关德国历史学派的基础性文献。

      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实际开创者,其著作《经济学方法论》被郑学稼译为中文。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则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集大成者,郑学稼亦翻译了其名著《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除了新旧历史学派以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新人”⑩,其著述在民国学界亦间有翻译,例如1934年杨树人曾翻译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所有这些译著都为中国学界更深入地了解德国历史学派创造了条件。

      与翻译相比,民国经济学者还创作了若干原创性专著对德国历史学派予以介绍。1925年,刘秉麟撰写了《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该书曾数次再版。1931年,朱谦之撰写并出版了《历史学派经济学》,该书系统梳理了西方的历史主义经济学,重点仍在于德国历史学派。这些原创性著作数量有限,其不少内容亦基于当时的译著,但它们代表了本土经济学界在摆脱单纯接受外来思想阶段所作的努力,也可以算是前述各种译介作品在中国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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