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5-0126-05 以往在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理时，原因主要谈物资供给不足、商人囤积、哄抬物价，治理主要谈城乡交流、调运物资、以充足的物资供给打击哄抬物价的投机行为，而对金融货币政策因素谈及较少。本文根据《陈云文集》等文献，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并探讨对当今抑制通货膨胀的有益启示。 一、势头凶猛的物价涨风与货币发行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现势头凶猛的物价上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物资不足有关，也与投机资本活动猖狂直接关联，但最主要的是长期通货膨胀的持续作用以及军费所需导致人民币发行较多。单以关内计算，赤字为127亿公斤米，赤字占支出的比例高达65.9％。1949年，关内共发行货币2.9951万亿元，比1948年底上升了167.3倍，平均每月上升14倍。人民币使用人口扩大了将近1倍，1949年1—3月，货币发行不多，主要是由于印刷不出来。4月，三野、四野南下，大军渡江，军费开支增多，货币发行不得不随着军事行动而增加。1949年第一季增加1.5倍，第二季增加7.35倍，第三季增加35倍，第四季增加123倍。全年发行指数167倍，平均每月上升14倍，每51小时上升1倍。从发行和物价上涨比较上看，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货币发行，货币发行上升100，而物价上升50，如果算上人口扩大1倍，货币发行上升100，实际为50，而物价亦上升50，等于货币发行指数上升100，物价亦上升100。从军事行动来看，1949年1月打天津，2月进北京，4月大军过江打南京，6、7月收复上海、西安、汉口，11月打西南。因此，货币在此时间先后大规模发行，物价也在1、4、7、11月份随之大涨①。 2005年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二卷将这一问题的资料作了较全面地披露。陈云于1949年11月18日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7月份只有上海、汉口物价上涨，现在发行的钞票比那时数目多了5倍。新解放地区，开头还多用光洋，因价值不易变动。人民币的信用比不上光洋，而要用人民币代替光洋，就必须发行钞票。钞票发行多了，就会刺激物价上涨。如果要降低物价，就只有不发钞票，进而使钞票回笼。还有最基本的办法，是以大量物资补充通货的过量。这批补充物资的数量，约相当于30亿市斤粮食、1亿匹土布。要渡过这一难关，需要有手段。有了物资的准备，才有力量，这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京、津、唐三市每天卖出粮食150万市斤，东北来的粮食每天是300万市斤，包括附近地区的销售，证明粮食不会少。棉纱贵也没有道理，因为现在棉纱数量比7月份多。这就完全证明，物价上涨是因为追不上钞票的发行量。 陈云还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当时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假如我们能够争取主动，物价不至于暴涨和猛涨，可以使它渐渐地涨或平稳地涨。但是我们估计错了，以为9月、10月便涨，就决定发行大钞。9月份物价平稳，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让大钞出手，否则就失去机会。9月20日开始发行大钞，那时若使物价涨高一些，就可能避免这次的猛涨。这一点，我们没有好好地运用[1](P26)。 货币过度发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虽然出于解放战争的需要，并且只是暂时现象，但是毕竟存在不小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显而易见的是妨碍经济恢复、威胁政权稳固。仅从货币购买力、存款和人民负担三个方面来看，情况如下： (1)货币购买力逐渐降低。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累计发行货币折合小米人均35市斤，1948年每人合小米15市斤，到1949年底每人只合小米13市斤，比1948年底降低了13％。如以银元计算，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发行每人合1.1元，如将各区发行统一计算，1948年底(1银元合85元)每人合0.95元；1949年按1∶14000的比价计算，人均只合银元0.525元，降低了44.8％。两种算法都说明货币购买力日益降低[2](P168)。 (2)存款占发行的比例小。战争进行，物价不稳，币值时刻贬值，人们重物轻币，银行难以吸收存款，就连折实储蓄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以至每月存款占发行比例很小。1949年1、2、3、5这四个月份，均未超过10％，10月和12月份比例最大，但也只占货币发行的26％。存款占货币发行的比例小，不利于回笼货币、控制通货膨胀、发挥金融机构的调控功能。 (3)人民负担沉重。货币剧烈贬值，必然造成人民的经济损失。以1949年底人民币币值变化为例：每月发行按当时米价折合，全年发行共计217.7506亿市斤米，到年底所发行的货币实值则降至54.0936亿市斤米，货币贬值共贬去163.6570亿市斤米。按4.1亿人计算，因货币贬值给人民增加的无形负担，每人合40市斤米，以土地面积算全国(未计东北、内蒙古、新疆)共有耕地面积12.08509919亿亩，每亩平均增加无形负担13.5市斤米，这对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3](P237)。 在准确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以陈云为首的中共财经委员会在1949年打击投机资本、大规模调运物资，初步平抑物价的基础上，于1950年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根治措施继续稳定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