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计现代转型的缘起及特征 (一)前现代时期的混溶型统计及其特征 前现代时期，国家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和传统，整个统计是与其他行政行为和会计混溶在一起。“按照现在的说法，当时的统计调查属于‘行政记录’的性质。”①这一特征与艾森斯塔得在《帝国的政治体系》所创设的“混溶”②概念比较吻合。混溶型统计的特征如下： 1.统计机构与其他部门混溶在一起。前现代时期没有专门进行统计的必要，因而也就没有专门的统计机构。刘邦时期的西汉设立的“专主计籍”的“计相”与统计比较贴近，不久，这一名称便更名为“主计”。事实上，这一职务更接近于“总账会计”。由于没有专设的机构，信息的搜集与传递工作，其实就是官僚体系中工作人员的兼职行为。如唐、宋两朝，由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兼管全国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工作；元、明至清代前期，全国行政由六部总揽，统计业务也相应由六部兼管，其中，户部兼管的统计业务最多。此外，王朝还会非制度化地做出安排，令相关人员临时性地开展户口和土地的统计工作。如南齐萧道成(高宗)曾令黄门郎和傅坚意二位骁骑将军审定户籍，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到各州郡去核定户籍；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国子监生周铸、武淳等人主持浙江西部的土地丈量任务。 在官僚机构的下层，信息的搜集、加工、上报虽然是正式官吏的职责所在，但这项权力却基本旁落于非正式官僚之手。比如在宋代三年编制一次的户籍工作中，“登记男丁和财产的工作，由职役系统的耆长、里正和保甲系统的保长、坊正等乡村负责人进行”③。“明清时代，在州县衙门里有一批‘攒造田册’的专职人员。”④正是这批非正式官僚承担了统计信息的源头采集工作。 2.统计方法主要是登记式的信息收集。事实上，前现代国家没有对统计活动的制度规定，只是在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对官吏的考课制度、兵役制度、保甲制度等相关制度之中有分散的关于统计数据的采集、上报以及使用的规定。从秦朝发明“使黔首自实田”以来，“上计制度”一直是前现代国家信息采集的主导方式。其具体做法是：土地和人口的数据一般是由被统计对象自己填报，并由基层汇总后逐级上报至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前现代国家也会不定期地对户籍和土地登记中的隐匿行为进行清查。如辽代的“检括”，金代的“通检”、“推排”，南宋李椿年、朱熹等先后举办的“经界”等等都是清查土地的行为，隋代的“貌阅”、唐代的“团貌”，则是国家针对人口统计中的弄虚作假而采取的核查行为。与现代统计相比，前现代统计只是一项没有太多专业性的计数技术，统计方法比较原始，统计行为缺少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的支撑。由于王朝对统计并不重视，加之缺少对数字制度化的核查手段，统计上报就逐步演变成因循旧例的做法，地方官吏经常是将往年上报数按照惯例加个数字就逐级向上呈报。 3.统计对象狭窄。王朝时期的统计主要以维持其统治所需的土地和人口等资源为主，兼及皇室所需的奢侈消费品。人口和土地是前现代国家的主要资源，因此这两种资源的数字是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并都掌握的资料。在不同的时期，王朝统计的重点究竟是土地还是人口，要根据其对资源的需求来确定。从秦汉直至唐初期，以“民数”为重点，兼及土地；唐中叶实行两税法开始，“地数”逐渐成为统计重点，特别是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后，土地的统计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由此可见，王朝的需要决定了统计范围的变迁，当王朝存亡的基础立基于“人丁”时，统计就将统治范围内的每一个人头都计算在内；当土地成为权力配置的首要资源后，田亩就成了统计的首要对象。有的朝代还把赋税、漕运、矿产、盐税、军费也作为统计的对象。此外，皇室所用的奢侈消费品也成为统计的对象。 (二)统计现代转型的原因及特征 混溶型统计虽然比较简陋，但却基本满足了前现代国家简约式治理的需求。但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作为现代化主要推动力量的国家对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如果国家的目标很小，那么它也无需了解社会很多……但是如果国家雄心勃勃……那么它就需要更了解社会和更多干涉社会。”⑤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统计的现代转型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且，现代统计的开展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也紧密相关。晚清政府之所以开展现代的土地测量，就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为了保护民族的利益而被动进行的。“当时以万国舆地协会有代测我国土地之要求，满清政府为之警惧，因而自动创办测量机构，并令各省同时举办，藉以拒绝该协会之要求。”⑥南京国民政府在部署土地和粮食调查统计时，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虑心理，担心由于没有现代统计、缺少统计数字不能列于世界之林，从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向西方学习，与此相似，中国的统计现代化也是学习西方的结果。统计制度的变迁过程经历了简单的制度模仿到深层次的制度创新的转变。其主要特征有： 1.统计机构专门化。从晚清在宪政编查馆设立统计科开始，中央政府就按照其政府架构的模式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的建设。新中国以前，中央与省级统计机构的建立虽然彰显了中央政府对现代统计机构的重视，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未延伸至基层，所以基层的统计机构也未能建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增强，村、居以及基层单位都建立了统计机构，一张遍布基层单位的统计网络正式建成。从总的趋势来看，国家对统计的控制和影响是不断强化的。如果说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对统计的使用还处于自发的状态，还只是一种对西方统计的简单模仿；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对统计的使用已经是非常地自觉。国民政府充分重视统计与“行政三联制”的关系，主动把统计引入政策设计和汲取资源之中，并成功地发挥了统计在战争动员中的作用。1949-1978年间，新中国进一步挖掘统计的价值，不仅注重发挥统计在编制和检查经济计划中的作用，而且还赋予其政治动员的功能，使其较好满足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对信息的需求。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能够执行“信息、咨询与监督”任务的工作体系，组建了既能保持中央权威性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工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