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分类号：N15；E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1)07-0057-13 一、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货币 货币供给及其相关指标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无论是在长期的经济分析中，还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由货币演进所反映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转换即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学中，货币的中性或者在长期中的中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分析是以既定的社会制度为前提的，但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却伴随着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变迁。一旦将货币看作一种社会制度，并考虑到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货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康芒斯(1962，第151页)就认为，“货币在现代的意义上是关于因交易而产生的债务的创造、可转让性及其解除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货币的定义就应该从静态的数量的观念改变为动态的过程的观念。那过程是无数的买卖的交易，其中有银行家参加。”克洛尔也提出，许多商品都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物理特征(如可携带性、不损性、同质性、不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而选择通用的媒介物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决策，“在被选作‘货币’时，商品本身的专门特征几乎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起作用的是由习惯和法律所组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促进个人可有效地进行交易，如果这些人遵循一定规则的话……”(Clower，1969，第13页) 货币是现代经济运转的动脉与通道，是组织现代生产的基本手段。正如熊彼特(1991，第418、421页)对古典货币理论所批评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过程的主要特征或许就依赖于那块“面纱”，没有这块“面纱”，“隐藏在它后面的面容”就是不完整的，“一旦我们把经济过程基本上或完全看作是一由各种支出流构成的体系……家庭和厂商如何运用货币，如何对货币量做出反应就获得了重要意义，而不管它们的行动具有什么样的商品性质”。以保罗·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也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观点，货币在长期和短期都起着重要作用，即货币和流动性偏好不是中立的，它们能够影响实际的经济决策；以货币计价的远期合同是为有效组织长期生产和交换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项人类制度，现代生产型经济正是建立在货币工资合同的基础之上(Davidson，1978；1994)。的确，如凯恩斯所言，在一个业主经济里，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变现其运营资本来结束生产过程，以获得比它开始投入的更多的资金(Keynes，1979，第82页)。根据其在《通论》中的分析，由于持久性资产的存在，货币将联系着过去与未来，即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和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当资本存量和利润率被涉及，投资、消费、储蓄和利润等收入流量将成为与资本存量价值相对应的货币流量；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为了分散风险和应付可能出现的现金流(即投机动机和预防动机)，人们将倾向于在手中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包括货币和其他流动性资产(Keynes，1936)。在传统经济中，货币主要充当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财富储藏的职能，而在现代经济中即凯恩斯所称的业主经济里，货币进一步担负着组织生产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从而使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得以顺利运转。因此，在经济的近代化过程中，现代经济的成长及其对传统经济的替代必将与货币扩张及其有效供给相适应，货币量的增加、货币形态的变化和货币制度的演变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但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库兹涅茨式的，它不同于在既定制度条件下由市场扩展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斯密式增长，也不同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反映了经济近代化的基本进程和现代经济的成长。 在世界历史上，大约从16-17世纪开始进入了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大体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近代化转变。本文接下来对1650-1936年间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的成长进行探讨。 二、清代的货币与经济运行 在清代，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主要为白银和铜钱(又称制钱)。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王业键，1981；杨端六，1962)，但更一般的看法则将其归结为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彭信威，1965；燕红忠，2008)，这种货币体系形成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至清末时期。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内，白银是一种称量货币，政府对其铸造和流通基本上不进行干预，它本质上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而制钱则是一种铸币，其铸造、流通及面值则由政府严格控制和规定。在经济运行中，白银与制钱分别满足着不同的交易层次，如县以下地丁、赋税的征收需要用制钱，县解中央则需要用银；各种批发贸易、长途贩运贸易、对外贸易需要用银，一般的零售交易则用钱；大额的商业汇兑、趸售交易、田产买卖以及民间贮藏等需要用银，民间的一般收支则用钱；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多用银，同一地区的经济往来则多用钱。“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刘锦藻，2000)，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恪守着一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基本原则。
图1 1651-1860年的实际货币流通量(1651-1660年不变价格) 制钱的流通具有地域性特点，白银则更利于较远距离经济活动的开展与区域经济的交流与融合，并能够更好地保障人们之间的经济信用。白银是清代经济中的主要货币，但中国国内自身的银产量却非常有限，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输入。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获得的白银数量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并且中国获得的白银数量也不等同于经济中的流通量。燕红忠(2008；2009)根据白银与制钱的关系，以制钱的铸造量为基础对1651-1860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估算。谷物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传统经济中的物价波动，由于清代没有全国统一的物价指数，我们使用彭信威(1965，第850页)所整理的米价进行替代，将1651-1860年的名义货币量转化为实际货币量，其结果为图1所示。可以看出，名义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实际货币量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且略有滞后，但却增加了短期波动。在18世纪中期之前，实际货币量明显高于名义货币量，表明这一时期的经济处于通货紧缩之中。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由此推动的物价上涨，至18世纪中叶以后则转变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出现了类似于欧洲近代早期的“价格革命”。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温和的通货膨胀更有利于商业繁荣和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