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1973），中国现代有影响的哲学家，著有《科学与哲学》、《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在经济方面发表的见解并不多。但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既主张思想文化自由又认为计划经济可行，这种矛盾的观念现象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值得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作一分析。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概述张东荪的经济主张，其次探讨其文化理念，最后分析其思想矛盾及根源。 一 经济问题虽然不是张东荪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但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学者，他谈论经济问题不仅起始时间很早，持续时间较长，而且经历了明显的观念转变。 在发表于1915年的一篇文章中，张东荪写道：“要之国家主义与保育政策，皆为对于国际而言；对于国内，则国家之行为无不有严格之制限，如保育工商，惟在设立关税，使外货不得入而压倒内货，则内货徐徐得自然发展也。反之，以工商不兴。凡工商之事，皆操之于国家之手，则工商之发达，又安有望？故保育政策与国家主义，乃国际竞争上之一种方法，而绝非对内而施者也。且国家之作用，对内不在现实事务之处置得宜，而在制定抽象规则之完备。……盖国家之天职，惟在使社会上之人民得以自由发展。凡有阻止发展者禁绝之，于是必立抽象之规则，以禁阻止发展者，而各与平等开展之机会。盖人民如春草，但去其覆于上者，即得自然而茁”①。 1920年12月，张东荪撰文指出：“中国现在既有贫乏病，则开发实业为惟一之要求。虽开发实业不限于资本的企业，然在中国现状之下，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则除了资本的企业以外，只有协社的企业。须知协社的企业既然可在资本主义下实行，便是与资本主义可以并行。协社主义既然不能驱逐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以外国势力的后盾与固有的基础，加以经济学上的原则，必定发展。所以在开发实业以裕民生的大要求下，我们虽可极力提倡协社，然而无法阻止资本主义的进行，这一点是须大注意的”②。“在生产太缺乏的中国现状下，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实是竞争中之第一优胜者，无论什么他都胜过去的。所以外国经济力能势如破竹而来，便是明证。加以各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在近数年内未必发生，则世界的资本主义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势必顺着此轨而进。以上是说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这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亦是如此，不愿意亦是如此，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③ 1932年，在一篇集中反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文章中，张东荪的经济主张出现了变化。他宣称：“我们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④在这里，集权主义和普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不再受到全盘的否定，而是得到有保留的赞成，原因是这种经济体制能够提高生产和实现公平分配。 但与此同时，张东荪仍然对公有制经济心存疑虑。他写道：“共产主义还有两点是我所要反对的。第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成官营。第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社会以后则私产制度必是废除了。”⑤关于前者，他认为“倘使一国没有很多的廉洁的公务人员，则这个国家休想能实现国营的企业。在俄国的情形似乎是共产党员在那里担负这个职务。而在中国则向来是官营事业的腐败数倍于私营事业。所以这种主义下所附带的官僚政治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确是开了一个新天地，即把放任的经济变为计划的经济；但在政治上，即在权力的分配上，却并未尝有何新贡献。因为他依然不能对于自由与权力之间作有巧妙的调和”⑥。关于后者，他提出了两条反对理由：其一，“据今所知，原始人类的生产器具大概是私有的。所以私产虽不能说是根于人类天性，却至少可以说决不是资本制度所创造。换言之，即不是与资本社会俱始。将来万一有废止的一天，至少亦必须视生产的工具发达到了绝对不能由个人处理的地步。所以居今日而谈废止私产真是不明经济发展的历程。……所以私产的废存不是问题，而真问题乃在如何利用科学的发明以逐渐减轻私产的需要。根据这一点便知道对于私产是不能用革命手段来废止的”；其二，“私产的保留足以奖励人们从事于生产的努力。……人类与其自己所手造之品不无爱护宝贵之心，而想自己受用。可见私产之用处亦很大。只看你如何处置：若是处置得当，则私产不但不是弊害，而反是利益”⑦。 而到了40年代后期，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变为完全支持的态度。如说：“中国今后必须采用计划经济，恐怕已为大家所公认。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大量增产。”⑧“中国为了增产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⑨又说：“社会主义真正所企求的是废除剥削。这是基于公道。因为公道与生产二个概念根本上是相合的。惟由于社会有公道，则生产方可增加。倘使在公道尚未实现以前即提出平等，恐不免要有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之危险。”⑩不难看出，他赞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理由是这种体制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