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学界对宁波钱庄的研究非常不够，其中最主要的学术空白在于对钱庄业的商业银行定位。西方人都将票号和钱庄列入商业银行范畴，称为Old Style Bank或Native Bank，倒是我们自设立场，以钱庄的封建性来否认它的商业银行性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非专业的结论。本研究表明，19世纪50年代在实施了过账制度以后的宁波钱庄就是本土商业银行，其理由是开户结算及在此基础上构筑的同城交换体系。按金融学理论，开户结算使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传统的实体货币现金进化到记账货币阶段。也就是说，银行可以创造货币，这恰是传统金融所不具备的功能，也是现代金融的基本元素。因此，那种以贷款是否投向近代新式企业作为商业银行评判标准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我们不赋予宁波钱庄以商业银行之定位，便无法理解和释读发育于19世纪70年代宁波钱业的纯虚拟经济范畴的空盘交易市场。空盘交易可以说是最早的纯中国本土金融投资工具，此前学界尚未对当时的空盘交易进行过系统且有价值的研讨，本文力图弥补金融史研究的这一段空白。 一、现水 空盘，顾名思义，就是买空卖空。宁波钱庄的空盘市场牵涉到三个要素：现水、规元、甬洋。首先对现水作一说明。要知道，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就不存在现水问题。“总之现水为钱业恶弊，不特各省所无，即浙省除宁、绍、杭三处外，亦不闻有此。”[1]而杭、绍两地的现水也是从宁波蔓延而来的。 现水就是记账货币与现金的升贴水(discount)。两者有时为平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视市场中的现金供应情况而定：供应充足，则发生贴水，现金价值低于记账货币，现金存入钱庄账户要额外支付费用给钱庄；现金短缺，现金价值高于记账货币，从钱庄中取现时，钱庄要收取一定的折扣，称升水。 现水现象的发生与宁波实施过账制度有关。有一种说法认为，宁波过账制度的产生就是因为现金货币短缺，所以发明记账货币来弥补。“铸钱之铜，多取给云南。洪杨作难，滇道阻绝，原料之供给缺乏，市上所有硬币，不足以供需要，东南乃有钱荒之患。时上海市场犹属草创，东南沿海商业，宁波实执其牛耳，钱荒之患，当为特甚。乃谋增加货币效用之办法，过账制度遂应运而生。”[2]207这一说法被很多人引用，其实是片面的。过账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记账，到转账，再到同城交换。事实上，在同城交换建立以前，开户与转账活动已经存在。1852年，鄞县知县段光清的一份布告里就使用了“甬江过账钱”[3]72的说法。1926年的《宁波钱业会馆碑记》可以证实这一过程的存在：“吾闻之故老，距今百年前……而其行于市，匪直无银，乃亦不专用钱，盖有记薄流转之一法……其开始数肆比而为之，要会有时。既乃，著为程式，行于全市。”[4]144这一时间点正好与另一个在1918年的“行之百余十年，成为惯例”的说法相印证[5]。 过账制度以后，宁波金融市场上存在两组平行的货币，即金属货币和记账本位。理论上两者是同质平价的，但现实中实体货币现金和记账货币不能维持均衡，因为只要市场上的现金发生短缺或过剩，平价就难以维持。现金短缺时，钱庄的提现准备不足，若仍维持平价，那么格雷欣定律(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一定会起作用。相对而言，现金属于良币，人们倾向保有并提取现金，由此市场中的现金更短缺。若给现金一定的升水补偿，现金就会存入钱庄，或者不是必需的时候不提取。这完全是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至于在现金过剩时要支付贴水，一些人就不理解了。我们的解释是，过账制度以后，钱庄多余的头寸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借给缺单钱庄，收取利息；而现金只能存在库房里，没有利息收入，所以钱庄喜欢记账洋，贴水于是变成对钱庄的补偿。 现水问题的出现应该在1856年同城交换系统建立以后。段光清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道，开始时“尝有以钱换票而贴水者”，因为没有真伪、成色问题，反而有优势[6]122。太平天国运动则使实体货币现金的供应无法满足宁波市场的需求，两者存在背离现象，现水作为调节手段便被运用了。“后因码头日空，庄上存钱日少，以票取钱，必出贴水。其开始每千不过贴水五十文，逐渐至于百文，以后竞至于四五百文。”[6]122升水百分之四五十只是特定时期的个案。现水从此开始盘踞宁波金融市场，甚至在1858年酝酿成东钱湖渔民民变，其原因就在于渔业是最早全行业实行过账制度的，渔民的结算款项从鱼行在钱庄的账户中提取；由于渔民需要的是现金，现水使他们的收入大大缩水。 或许有人会问，宁波市场的现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逐渐繁荣的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却没有现水呢？这要联系上海开埠与宁波帮形成和崛起的历史来考察。与传说中山西帮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自于明末李自成军的藏宝不同，宁波帮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自于宁波钱庄的制度创新[7]。过账制度使宁波市场的基础货币需求量大大减少，减少部分就成为宁波帮崛起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实体货币现金从货币流通领域退出，进入资本投资领域。假设在没有实行过账制度情况下，宁波市场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转需要200万银元，过账制度实行后，实体货币现金只要100万银元就够了，其节省下的100万银元就可被宁波商人投入到上海资本市场。 宁波原本的商业规模要远远大于上海。1838年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给道光帝的奏折里提到，宁波“逼近海关，商贾辐辏，钱铺稍大”①，比杭州还要繁华。上海开埠后，依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海可以把它的经济腹地扩张到四川。于是，宁波变成了上海的一个分销基地，甚至西方人还主动放弃了设立在宁波的租界。1850年，宁波口岸的进口税只有110两[8]155。但宁波商人是最早认识到本土的局限性并加以克服的群体。宁波商人涌入上海，并把上海作为经商的大本营，这样一来，资金也就大量地从宁波市场抽调到了上海。这是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