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1)02-0118-06 “打工妹”并非新名词，清末民初时期即已流行，近代著名文人徐珂在其《康居笔记汇函》中就有“在粤之打工妹”的专门记事[1]。事实上，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新生代，“打工妹”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打工妹”群体的生成，则由一系列因素“合力”造就，有工业化的拉动，有城市化的吸附，也有来自农村社会的驱动，如此等等。一系列因素所形成的动力机制，使“打工妹”现象在近代长三角地区渐趋普遍而寻常。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宏观考察。 一、工厂制度的“集拢”效应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陈达指出，“工厂制度兴起后，集拢了来自各处的人民挤在工厂里，靠着机器为生。”[2]“打工妹”就是这样一群“靠着机器为生”的人。可以说，工厂制度是打工妹群体生成的前提。 工厂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晶。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掀起的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使中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3]。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的历程[4]，19世纪中期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工业时代的来临[5]。 关于工厂制度在中国的“复制”过程，有人曾划分为5个时期：“军用工业时期”(1862年至1881年)、“官督商办时期”(1882年至1894年)、“外人兴业时期”(1895年至1902年)、“政府奖励及利权收回时期”(1903年至1911年)、“自动发展时期”(1912年至1921年)[6]。无论哪个时期，长三角地区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外人兴业时期”，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迫签《马关条约》，外国列强取得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特权，“一时外商工厂纷起，如日商之东华公司，英商之怡和、老公茂、鸿源(现为日人购去改为日华纺织会社第二厂)、德商之瑞记(后改东方)等纱厂相继成立，树上海纱业之先声，亦为外人在中国经营工业之起点。”长三角地区遂成为外人在华投资工业的首选之地。这一时期同时“亦为华商觉悟时期”，“卧榻之侧他人酣睡之声既起，中国商人亦渐悟利权之不可放弃，有起而集股开厂者矣。官督商办时期所提倡不起之工业奋斗精神，至是受外人之猛击而醒。苏州之苏纶(今由宝通公司租办)、上海之大纯及裕源(民国7年为日商收买改为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九厂)、与无锡之业勤(今由福成公司租办)等纱厂皆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7]5-6长三角地区于是又成为民族工业的“前导”与基地。 清末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位更加凸显，尤其是上海，更是工业发展中的“龙头老大”，统计资料显示，1933年华商工厂3167家，而1931年上海一地就占了2000家左右，早已“成中国工业之中心”[6]59。抗战时期，上海工业仍“占全国工业生产1/2以上，大小工厂，据统计不下5千余家”[6]87。就是上海沦陷后，虽然不少工业企业毁于炮火，但很快复兴，1938年底即“恢复战前5000余家的数目”①，并“顿呈战时繁荣之象，生产量甚至已超过25年(1936年)。”[7]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经济部1947年发布的20个城市调查材料，其中上海即集中了7788家工厂，占总数14078家的54％。[8]可以说，上海自始至终引领全国工业化进程，难怪有人说“上海工业的发展情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全国工业的发展趋势”[2]277。上海不仅是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中心，更是全国的工业中心！ 在工业化浪潮的推动和上海“龙头”的引领、辐射下，长三角其他城市如无锡、常州、南通、苏州、杭州、宁波等，也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很快形成工业密集区，有人惊叹，1930年代中国“在工业分布上是沿江海地区密集度过高”，“而上海、江苏、浙江这块三角地带尤为工厂密集之区，其工厂数可占到总数56％(2336家)。”[9]这其中，上海之外，无锡格外引人瞩目，“工业方面尤为发达，不特在苏省可首屈一指，即在全国内地，恐亦无足比衡。工业中有纺纱厂7家，织布厂20余家，丝厂49家，袜厂大小50余家，面粉厂四家，榨油厂五六家，碾米厂10余家，砻坊10余家，铁工业六七十家，以上各种工业，或有巨大规模之组织，或有特殊情形之关系，皆为锡地工业之佼佼者。至其他日用工业如肥皂、印刷等，无不应有尽有。”[10]这种情况，按照史书上的话说，“非特为江浙两省所仅有，实足为全国最重要之内地工业中心点。”[11]正是因为无锡一跃而成为“中国少见的，极为引人注目的工业城市”[12]，因而有了“小上海”之称[13]。 “工厂制度”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结构变动中，新生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崛起。 一般而言，工业化的启动和推进，有两个必要条件或前提，也即廉价劳动力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工厂制度在逐渐解构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同时，不断拓展、赢得市场和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加之“人满为患”[14]，农村社会沉淀着越来越多的“剩余”人口，为工业化积蓄“能量”，外国观察家就注意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令世界上所有的工厂主垂涎……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似乎预示着她已处于工业大发展的前夜。”[15]而工业发展产生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集拢”效应得以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