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考察(1887-1936)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1)02-0023-04

      货币流通速度，即是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的平均周转次数。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学者是配第，他第一个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函数，但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恐怕是开启了货币需求理论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者欧文·费雪，他在其交易方程式中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甚至是中期内保持不变。马克思也把货币流通速度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是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货币流通量而不是相反，并且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来看是具有自动稳定倾向的加快趋势。与古典货币数量理论不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说”或“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函数，但是基本上是稳定的、可测的函数，甚至“比消费函数或其他主要函数更为稳定”。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指出[1]，在9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大致趋势是在长期内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率下降，但是具体又呈现出“U”型走势，从1880年的4.97下降到1914年的1.91，1914-1929年无明显变动，1929-1946年稍有下降，1946年以后开始回升，但仍低于1920年和1914年的水平。

      米什金[2]计算了1915-1999年美国的M1和M2的流通速度，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做了比对。

      由于缺少近代连续的货币量和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在本文以前还不曾出现。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缺失，使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货币状况、总的经济运行状况、物价变动状况以及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同时，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缺失，也使我们验证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利率理论等相关经济理论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刘巍[3]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近代的货币量和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将相应的连续数据上推到了1887年，我们根据他的研究成果，试着对中国近代(1887-1936)的货币流通速度做一考察，并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补充这一空白，以求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做相应的铺垫，并求教于方家。

      一、1887-1936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

      根据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我们尝试计算出中国近代的货币流通速度。交易方程式中，M表示货币存量，P表示价格，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T表示市场商品交易量。由于市场商品交易量包含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且近代相关的统计数据几乎为零，所以用最终产品GDP的数据Y来代替，这样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又称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对于M的选取，我们在此选用M1而不选用M2，主要是考虑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由传统的封闭式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货币化程度很低，且我们在后面要结合这一时期的价格变化趋势一起分析，而M2层次的货币不是全部、直接和市场上的商品对话的，对物价的影响是部分的、间接的。因此，我们选用M1计算出M1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制成图如下。

      

      图1 1887-1936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附表计算和制作。

      数据显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此期间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最初的18左右下降到1936年的5左右；其中1930-1934年又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短暂的上升趋势，货币流通速度从5.41上升到6.43。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与国外同期相比非常之高，尤其是1890年前后，达到了18左右，远远超出同期美国3-4左右的货币流通速度。难道是我们的交易制度、交易技术都大大地超过美国吗？显然不是，原因只能是我们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我们国民经济的货币化才刚刚开始。

      货币流通速度如此之高意味着什么呢？最直接的，它表明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居民手中的钱很少，即使有时得到一点钱，也会很快将其花出去，这一景象应该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但是，这个速度是否有些太快了，超出了实际可能的交易流通速度太多？可能是的，因为我们在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时用Y代替了商品交易量，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还处在一种以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仍然最大，农业产值中很大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或以物易物的非商品化的、非货币化的产值，因此使得Y的数值要远远的高于商品交易量的数值。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数据非常匮乏，以我们所见，只有吴承明先生估计的几个离散数据，如下表：

      

      仅以这四对数据简单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在此期间有所提高，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随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并且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与收入流通速度的偏离程度会越来越小。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总收入的结构比例的变化来考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收入可以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项，当储蓄增加时，这一新增加的储蓄就退出了商品流通范畴，这一部分货币就停止流通，使得总的平均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收入结构比例是如何变化的呢？根据罗斯基[4]的研究，在1914/1918-1931/1936年间，中国个人消费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从88.7％减少到83.3％。即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消费比例降低，储蓄比例提高了。从民族习惯来讲，中国人的储蓄倾向较高，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在刚进入市场经济的近代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很不充分，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且增长缓慢，人口众多且人均收入很低，所以主动性地增加储蓄显然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储蓄倾向增加，就不可能是主动性的储蓄增加，而只可能是被动储蓄的增加，在近代中国，就是被列强掠夺所导致的被动储蓄的增加。近代中国对外的赔款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其中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战争赔款、教案赔款和商务赔款，仅战争赔款一项，按史学界最低的统计数字计也达到了十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1倍，相当于全国4亿多人口每人2.5两白银，而中国当时的农民可能三年挣不到1两白银。此仅为战争赔款，尚未计教案赔款和商务赔款，具体数字在此不一一列出。因此可以说，被迫向列强支付的各项赔款导致的被动储蓄增加，是中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