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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而当时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实际需求。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安家或长期立足，因而只得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
对于晚清众多江南城市人口及其变动状况，除了上海以外，尚缺乏较全面的确切统计。有学者利用海关资料，编制了晚清江南口岸城市的人口数量表，其中除上海以外的城市分别是(见表二)： 
另据估计，1906年南京城市人口约为40万。[5](P105)1910年，苏州城市人口约有25万余人。[6](P98)1911年，“宁波城区大约有40万名居民，而整个地区估计有400万人；英国人约有140人，除10人外其余都是传教士”。同年，“温州、处州两府人口为350万人，温州城估计有10万至12万个固定居民”。1910年的调查显示，杭州及其郊区人口为231171人，其中男性145852人，女性85319人，海关报告认为“这个数字似乎比实际要少”。[7](P346，167，247) 与此相比较，流入中国最大都市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其他城市可及。正如邹依仁在其《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上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决不是仅仅由于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而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广大内地的人民，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这是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地区百余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8](P13,14)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也有同样的揭示。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的贫穷化，主要“是高税率、高地租、高利息、内战的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9](P150)20世纪30年代，有社会学家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的原因至多，然其中足以造成及加速农民离村者，择其言之，一为天灾，一为兵祸。”[10]吴至信在对江苏、河北、河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后，认为：“中国的离村现象，除极少数靠近工业城市之区域与工业化有关，而十九由于天灾兵祸之驱迫而成，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常态的。”[10]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的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其中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此外，在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在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业企业，共雇佣了24万多名职工，其中也是以外地籍居多。综合以上各业及其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人之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外来移民，连同其家属在内，成为总人口达数百万的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11](P384) 从工人的来源地来看，其中，有些来自上海近郊。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厂工作”。民国《川沙县志》称：“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该县北乡，原先“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近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纤弱者不惮勤劳者，此则今昔之不同也”。在嘉定黄渡农村，“许多男子都去上海谋生，每一家普遍总有一二人离着家乡奔入都市，因此剩余在农村的农力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男子”。[12]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诸纺织，改习极易；一因土布价落，设厂雇工兼足维持地方生活也。淞口以南接近沪埠，水陆交通尤宜于工厂，故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客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之地，而大势所趋，复日移而北。”当时，“郭乐在上海吴淞口建造永安第二纱厂的时候，就想到上海的郊区农村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13](P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