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5；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10)06-0110-03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章士钊这个知名的无党派的人士与经济无关，更不会办公司。实际则恰恰相反，不仅抗战胜利前后，他着手组建了实业公司，开始商业运营，而且早年的办杂志、开事务所，都是公司性质的经营。就是最早的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也是以公司的名义操作的。但他所办的公司大多是非营利性的，也好景不长，没有取得多少实利。这与时代有关，也与湖湘文化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对全面理解湖湘文化，正确看待经济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章士钊是清末秀才，历经五个朝代，在21世纪舞台上活跃了整整70年，以93岁高龄辞世。按常理，这样的人与经济挂不上钩。实际上，章士钊一生经办了不少公司。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与鲁迅所读的江南水师学堂的总办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俞明震。不过鲁迅在其叔祖父的监督下循规蹈矩，以优异成绩留学日本。而章则带领一群同学闹事，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后来编译了《大革命家孙逸仙》，名声大振，被同乡陈范聘请为《苏报》主笔，并最终酿成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章本人因俞明震的关系没有被捕。接着，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的同时，创设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革命书籍。这是章士钊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后来，章士钊因革命被捕，公司不了了之。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聚集东京。因孙中山追究黄兴的责任，黄又不愿辩论，只好出走海外。临行前，将日本进步人士支持革命的部分经费给章士钊等人筹办刊物，这就是有名的《甲寅杂志》。这份刊物反映了黄兴、章士钊的革命思想与观念，被后人称之为“黄克强的私人喉舌”。[1]该刊从1914年5月起，到1915年11月终止，共发行10期。显然，他经办这份杂志，也是有着公司式的影子。这之后，章又接着办了《甲寅周刊》与日刊，以宣传其思想与主张。这几份刊物，章士钊本人非常重视，并且与近代史上不少知名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为学术界所重视，已有多篇文章展开讨论。笔者在这里不作过多论述。但必须指出的是，同吴宓的《学衡》相比较，人们看到他的更多的是政治与思想价值，而忽略其经办的模式与经营的艰难。 章士钊曾留学东洋、西洋，专门学习法律与哲学，在形式逻辑方面有《逻辑指要》一书总结他的研究成果。法律上，除了做段祺瑞的司法总长外，则以律师事务所和从事律师职业闻名。 抗战胜利后，据章含之回忆，“父亲回到上海后，我们家就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号。同时这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出庭辩护。”[2]其实，章士钊一生两度执律师业，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他义务为陈独秀辩护，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时，抗战胜利前后，章士钊在一度组党不成后，曾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以实现早年实业救国的梦想。从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主要是组建太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笔者有专文研究这个问题[3]，此处不详细介绍。 据许德珩的后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由章士钊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聚义钱庄因为黑账、空股和欠款等问题涉讼且败诉。因不服法院的判决，章士钊先生多次致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罗瑞卿、秘书长陶希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和我祖父，为聚义钱庄的问题开脱，希望改变法院的判决。”章士钊本人并未涉及聚义钱庄具体的经营管理工作，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以退回章士钊聚义钱庄的股份而结束。[4] 由此可见，章士钊不仅经营公司，而且还参与过钱庄的经营。 章士钊的思想相当复杂，近年来，不少人开始关注章士钊的经济思想，除了对其农业立国的思想探讨外，还列出专章研究其产业经济思想，[5]这些探讨是难能可贵的。笔者不敢贸然评价。由于笔者长期关注章士钊的研究，却有些自己的想法。 从上文可以看到，章士钊经办的公司，大多为革命而建，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则胎死腹中，其中原因不必一一详谈。但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其经济思想。如抗战前夕筹建的太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全国的胜利，胎死腹中。这一结果，正如陈云章在《忆章士钊先生》中所说：“1948年初，马歇尔回国，和谈破裂，国民政府在其权力所能达到的地区，成立各级戡乱委员会，烽火弥天，全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梦寐以求的建设团结、和平、自由新中国的愿望，到此尽成泡影。”[6]这大约就是其真正原由。 章士钊以传统守旧的形象留在中国文化界，而又以思想先进，敢冒天下先在中国法律、哲学、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他的思想，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近代文化研究者袁伟时评价较为公允。他说：“191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是以反思辛亥革命为主轴的。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地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而且他反思的角度和深度，有些地方也远胜不少后来者。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