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史学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他矢志抗金，面对山河破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五次向孝宗皇帝上书，呼吁南宋当局发奋图强，重振国势。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其中，在经济方面，他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反对抑制经商，提出“农商相籍”论断，强调农业和商业并重发展，保护商人，肯定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本文在阐述陈亮商业思想的同时，试图论证其通过经商实现自救并得以致富的人生实践，以期更真实地认识这位历史人物和他所处的时代，感受宋代未入仕文人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和生存状态。 一、时代和环境培育了陈亮“农商相籍”思想 从唐太宗贞观到玄宗开元，将近百年的时间，是唐朝繁荣发展时期，属于江南东道的江浙地区，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兵燹战伐的动乱年代，但吴越统治者钱镠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当时的军阀推行兼并掠夺的黩武政策迥然不同，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实行“兴筑海塘，治理潮患”、“经营水利，发展农业”，“奖励蚕桑，振兴越瓷”、“海上贸易，沟通中外”一系列政策；在政治上推行“保境安居，不事兵革”、“礼贤下士，网罗人才”、“扩建杭城，富甲东南”①等基本国策，使吴越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赵宋代周立国，结束了南方分裂割据局面，正如《东都事略》中所云：“天下于是定矣！”②由于社会环境的安定，赵宋统治者在稳定其统治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和全面繁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的，而“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糟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它财富供馈不可悉数”，③“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④到了南宋“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⑤宋代两浙路在唐、五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许多方面还居于世界前列。如都城临安既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商业、海外贸易异常发达，城中各种工商行会多达414个。⑥所交易商品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世界上四十余个国家的“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⑦单是熟食品供应就不下于二百种。不仅城内如此，就是郊区镇市，其“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⑧而当时的浙东地区也是全国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先后涌现出明州、越州、温州、婺州、台州等商贸城市，这些地区的农村集市贸易也十分发达，如叶适的家乡温州永嘉县城“一片繁花(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⑨城内街道纵横，市肆林立，“其货纤靡，其人多贾”。⑩早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其商税额就相当于当时全国的商税平均数的七倍，这是十分可观的。叶适在《送王宗卿》诗中说：“米多糠少贺丰登，莲吐双花麦五茎。”说明农业大丰收的景象。在《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中说：“何必随逐栏头奴，日招税钱三万亿。”(11)此处的“栏头”指外出市场上收税的税吏，每天能收到税金三万亿，“三万亿”未必是实数，但足见永嘉商业发达之盛况。陈亮的故乡婺州所属各县手工业也极为发达，商品交换十分频繁，史称金华县城“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12)婺州属下的浦阳县(今浦江县)“俗善织，凡补吏者，指此邑为膏润。其空囊而来盈装而归者，前后或相继。”(13)陈亮家乡婺州永康县的打铁业，相传早在唐代，在该县方岩镇已有打制菜刀、剪刀、锄头和铁耙，生产兴隆，“百工之乡”正在形孕之中，今天有誉满全球的永康国际五金城，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 司马迁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4)说明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财富。“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5)“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6)从事工商业活动是达到富有的最有效途径。宋代两浙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货币经济的冲击波，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产生了对财富占有的强烈欲望，刮起了一股疯狂追求财富的浪潮，许多商人经商致富，追求财富的观念体现于生活的各个细节，有的甚至近于畸形。有一位叫刘钱的商人“唤筭子作长生铁”，“彼日日烧香祷祝天地三光，要钱生儿，绢生孙，金银千万亿化身”。(17)人们追逐财富，“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18)正如古人云：“钱之所以为之钱，人所共爱，势所必争。”(19)陈与义在《书怀示友》诗中亦云：“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抑揄。”(20)当时不仅上自官僚贵族、地主豪绅、富商巨贾，下至平民百姓、太学生等世俗之人对金钱占有都具有强烈的欲望，就连出家的和尚、尼姑以及道士也都视钱如命，说什么“钱如蜜，一点也甜”。当时的浙东地区自然也卷入了这股商业竞争，追求金钱财富的浪潮中，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经商营利活动，如金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唐仲友，虽然身为台州知府，但仍在台州、金华一带开设店铺，经营织造、印染作坊和采帛铺、鱼鲞铺、刻书铺等行业，取得丰厚的商业利润。在陈亮众多的亲朋好友中，有不少是经商致富的，如永康人孙天诚、陈良能、胡航；义乌人喻夏卿、何大猷、何恢；东阳人何坚才、郭彦明、郭德麟；浦江人方允修、方超等都是腰缠万贯“积累至巨万”的富商大贾。陈亮的岳父大人何茂宏还是义乌的首富。 显而易见，陈亮、唐仲友、叶适等浙东学派的著名学者的重商思想，正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特殊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土壤环境中诞生、养育和滋润而成的。他们对传统的“重义轻利”、“厚本抑末”、“重农抑商”等观念提出大胆的批评和挑战，明确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陈亮一再强调“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22)叶适指出：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23)要求南宋朝廷重视商业，肯定商人的社会作用，保障商人的合法权益。 二、陈亮“农商相籍”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重农思想一直是经济思想的主流，厚本抑末是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基本国策，这是农业社会的自然现象和有一定合理因素的治国方略。历史发展到了宋代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人们的头脑里也渐渐萌发了改变以往把商业视为“末业”的观点，商业逐渐成为社会的“本业”之一，有人已经认识到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24)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仍然固守“厚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显然是有悖于时代潮流的。南宋事功学派的旗手陈亮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其事功思想的主导下，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制学、经济学、军事学、史学、教育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广泛领域的主张。在经济方面，他大力提倡重视农业的同时，关注商业，要求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的重要性并不比农业低，相反，在某种情况下，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发展商业可以增加百姓的财富，从而增加国家的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