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生春,杨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7)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文章从“儒将”、“儒医”这两个名词的起源说起,探寻了“儒商”这一名词的起源及其含义的变化,并分析了“儒商”的前身——“儒贾”、“贾儒”这两个名词的褒贬色彩和内在根据。还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首次总结出了“儒商精神”的含义,以及“儒商精神”在当代的新的变化和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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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贡。但儒商这一名词起源于何时?何谓儒商?其含义历代有无变化?历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么?人们不仅语焉未详,且众说不一。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言如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与儒将、儒医都是古今通行之词。

      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即已出现。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陈书》,即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儒将钱道戢”①。钱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②。钱道戢当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作儒将。

      汉唐之间,儒臣统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将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儒将一词出现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重视,儒将一词始流行。所谓儒将,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③。其人“说礼乐而敦诗书”,颇具“权谋方略”,“智力权变”,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儒者之将”④。

      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即已出现。如按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南宋初临安大街已有“四世儒医陆太丞”的扁榜⑤。家铉翁认为,“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⑥。“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儒医连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设立医学,开科取士,以致医者“术虽医而习则儒”,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⑦

      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儒商一词的出现却很晚。据笔者目前所知,文献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现于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⑧,其时约在1671年—1687年之间。

      而与儒商义同的儒贾一词则至迟在嘉靖时即已出现。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范长君传》,即载范长君戒其二子,“第为儒贾,毋为贾儒”⑨;所撰《程长公墓表》则载程长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⑩。可知当时儒贾已成为意义分明的专用词语。其后,有耿定向为程豪作《儒贾传》(作于1598年之前)(11)。张鼐《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云“翁少习儒,已为儒贾”(12)。邹迪光《榆村程居士传》云“儒贾之利十”(13)。可见儒贾当时已成为一流行的专用词语。万历时,叶向高为程汝彦(1536-1608)作《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称其为“儒而贾”,并云“昔闻廉贾,未闻儒贾”(14)。据此可知,儒贾一词当出现、流行于明嘉靖、万历之际。清顺治、康熙才出现“儒商”一词(15)。

      儒贾一词在明嘉靖、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国,官员一向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从治生或举业的角度来说,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首选治生途径,通过科举入仕是广大读书人的理想和目标。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书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断增长,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加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应试者日增,而举业出路有限,为谋生计,大批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进入正在迅速发展的商业领域(16)。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这就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儒贾”或“儒商”。而儒学的转向,特别是王学的兴起和士商互动,(17)则使士商彼此认可,并使“弃儒而商”和“儒贾”成为流行话语。

      二、儒商的含义与所指的变化

      嘉靖、万历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人们通常用儒贾来称呼与其含义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肯定儒贾的同时,又对儒贾持否定态度。如焦竑(1541-1620)为范濠所作《范长君本禹墓志铭》说,“世以儒贾,君以贾儒”(18),即批评“世以儒贾”。邹迪光《全节吴母田孺人传》和《榆村程居士传》则称赞吴母田氏子“以儒贾,不以贾贾,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贾之利十,居士为德而如其贾,定收利十倍”(19),均肯定儒贾。

      无独有偶,时人对贾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称赞范濠“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对贾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记范长君诫子语曰,“第为儒贾,毋为贾儒”;并声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20),又对贾儒持否定态度。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即在于儒与商、贾均具有多种含义。儒贾一词系由儒与贾二字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黄凤翔《田亭草》卷15《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有“再世业儒”说,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颜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志铭》有“儒名而贾心”一说。后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书的《名医类案》卷1中,即称淮商朱枫野为“商而儒行者”。叶向高《程公墓志铭》云“儒而贾”的“儒贾”程公(1536-1608)“即贾也,亦常操儒行”(2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则有“仁心为质,儒之行也”一语。

      贾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贾异业”说,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则有“所谓儒而名贾者”一语。后者如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曁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有“贾行而士心”一语,黄居中有“儒名而贾心”说。儒商一词亦然。

      由于儒与商、贾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贾行、市心的时代,其组合而成的儒商、儒贾和贾儒也就具有了贬、褒和不贬不褒三方面的含义。

      不贬不褒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和贾为业和名的儒和商。如赵志皋所撰《张公一桂(1540-1592)墓志铭》云,一桂父为贾,意不欲令一桂“徙业”。一桂“请业儒不成,去而贾”。亡何,“举于乡”。其父“乃益大喜,谓儿能以儒贾”,即以儒(举业)为贾业(22)。万历时人汤宾尹所说的“儒而贾,贾而儒”的“书贾”李一庵,则是贾为儒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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