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派”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wumc@cass.org.cn,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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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三个主战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掀起巨澜。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乃是“总的论争的核心”①,得到后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②。在目前通行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和相关著作中,对这一论战较为扼要而惯常的表述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一方以钱俊瑞、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以《中国农村》为阵地,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另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人为代表,以《中国经济》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二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③本文限于主题与篇幅,不对论战作全面、专门的探讨,仅拟对论战一方——所谓的“中国经济派”做一些梳理与考辨工作。因为,以钱俊瑞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由于代表了论战中的“正方”以及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一直处于历史的前台,为世人所熟悉、颂扬;而有关“中国经济派”为数不多的论述,却常有混乱、误解,乃至错讹之处。考察“中国经济派”被确立以及不断被“塑造”的过程,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贴切地认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一、“中国经济派”概念的提出与辨正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派”这一概念并非在论战的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如自封或“被封”,而是有一个被后来人创立、塑造的过程。事实上,后人如能较为忠实、贴切地进行“冠名”和解释,亦无不可,但“中国经济派”概念的提出却并非如此。

      1935年9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中国农村》编辑部即出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以为总结。编者在序言中指出:“这次参加论战的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阵营:第一是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王景波,张志敏诸先生;第二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底几位朋友。”④可以说,这是对论战双方参与者的最具原生态的描述,没有将双方阵营的人与某一杂志或派别对号入座。在该书中,主编方收录代表己方意见的钱俊瑞等人的文章共7篇,放在前面,收入对手王宜昌、张志澄和王景波的文章共4篇,置于后面。从序言的介绍以及双方文章篇目的安排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编辑部的良苦用心——虽话语含蓄,无任何主观判断,但褒贬已然分明。此书将双方的论战加以全景式的回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版两次,大大提高了论战的知名度。

      虽然《中国农村》编者在上书序言中划分了论战的两大阵营,却未推出“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以为对立的两极。做了这一工作的,是一年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中共党员何干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评述性专著。何干之认为,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参加论辩的份子,以《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这两个单位为对抗的中心。在前一派中,有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在后一派中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余霖、周彬、赵槑僧等……‘中国经济派’认定中国农业生产中是资本主义占着优势……‘中国农村派’认定帝国主义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但农业依然停留在过渡时期。”⑤联系该书中的相关论述可知,何干之竖起“中国经济派”这个靶子,为的是找准敌人,增强论辩双方的对立色彩。不过,何干之此时或许无暇细读《中国经济》等刊物⑥,他将《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作为论战中两个对抗的中心,并将《中国农村》同仁认为的对立阵营中的人都搬进了“中国经济派”,显然不妥。事实上,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和《中国农村》,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在论战中处于次要地位。

      追溯论战实际发生的过程可知,1935年1月,王宜昌在《益世报》“农村周刊”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强调生产力研究的重要性,点名批评《中国农村》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方法,成为论战的导火索。两周后,时任《中国农村》编辑的薛暮桥在《益世报》上发文,逐条批驳了王宜昌的意见。⑦紧接着,钱俊瑞在《中国农村》第6期上发文,配合薛暮桥对王宜昌的观点进行批评⑧,该期最后还附有王宜昌、薛暮桥的上述两文,论战由此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王宜昌随即在《益世报》上刊发了对薛、钱上述两文的回应文章⑨,此文很快被转载于《中国农村》第7期。此后的一个月内,王毓铨和赵槑僧先后在《益世报》上发文,论战参与者的队伍逐步扩大,王毓铨对王宜昌的观点以肯定为主、辅有批评,赵槑僧则是“同意薛钱两君的观点的”。⑩这两篇文章加上薛暮桥对王宜昌回应文章的“再批评”文(11)共三文,刊载在《中国农村》第8期上,迫使王宜昌不得不撰写《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文再次回应,发表于《中国农村》第10期“读者园地”中。该期“读者园地”还发表了王景波的一篇文章。(12)同时,张志澄在《中国经济》上发文,声援王宜昌的观点。(13)至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主要人物均已亮相。随后,钱俊瑞和薛暮桥又在《中国农村》上对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和王景波的观点,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14)论战的高潮也随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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