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2-0072-05 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是宋子文出使西方(4～8月)的最大收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比如吴景平的《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但上述成果仅为涉及相关人物、事件的研究，而未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全面揭示。郑会欣的《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陈永祥的《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再评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两文侧重协定在中美两国的反响，对中国政府当时的国际战略考虑及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合作层面未涉及和分析。笔者拟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对国民政府1930年代初中西交流主要内容、动因、外交斗争等相关的问题做一解读，并在微观的具体细节问题上做一梳理。 一 内外压力与国民政府渴望外援 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其社会秩序尚未确立，受国内政局、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农村经济凋败，社会秩序失范，乱象丛生，其统治区传统的匪祸尤其成为困扰其统治的严重问题。比如，河南省泌阳县，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年间，活动的杆匪有100多股，1000人以上的杆匪就有11股。①据有关研究显示，1930年中国各省区的土匪总数达2000万人之多。②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其他暴力行为成社会常事。官吏的贪污腐化、地租负担和高利贷剥削也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内新军阀穷兵黩武，派系倾轧不断。南京政府还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为维持其军队和战争之需，国民政府采用极端的手段来筹集经费。从税费看，若以1931年的田赋税额为100，则民初的1912年水田仅为59％；1934年旱地为111％，1912年仅为61％③。仅田赋一项已比民初增加了将近一倍。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如江苏省江南一带，农民种良田一亩所入，需支付成本、利息及贩运耗损等项约占45％，而上缴赋税竟占50％，所余不过总收入5％而已。④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农民负担约占其收入的41.44％⑤，农村一片萧条。 农村经济的衰败状况，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而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东邻日本遭到打击，为摆脱危机，日本趁蒋介石忙于内战、国防空虚之际挑起九·一八事变，中国又陷入一场外部强加的战争之中。此时的国民政府，既有因中共土地革命而引起的政治危机，也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冲击，还有1931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及当时江河水患之天灾。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在30年代前期，主动谋求与西方亲近，在外交上采取纵横捭阖之策，意在获得国际盟友，分化德、意与日本的关系，并消弥国内革命声势，与西方大国开展了经济、技术上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外援。 二 宋子文欧美之行与中西经济技术合作 国民政府谋求与西方合作的经济技术交流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重在谋求经贸合作，主要为直接借款及生产建设上的技术合作；后一阶段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军事领域。其一系列外交上的活动表明，国民政府欲借外力即争取欧美国家的援助，来牵制日本的侵华行动。 中西经济技术合作活动，由宋子文主持操办。1933年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参加世界协作经济会议为名，出使欧美。4月18日上午，宋子文乘“杰弗逊总统号”轮船由沪赴美，与宋同行者有秦汾、魏文彬、黄纯道、蔡寿生等人。5月6日，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宋子文与罗斯福等美国政要进行了十余天的会谈，就世界经济、日本侵略中国领土所造成的远东纠纷、提高白银价格等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谅解。5月19日，宋、罗发表联名宣言，谴责日本侵华扰乱了世界和平，令其“当可立即停止”，同时倡导“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祛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即使其重返于秩序之境……认为东方交贸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实属于根本要图”。⑥宋罗宣言表达了双方谋求合作的目的和愿望。 宋子文与美国的财政善后公司达成了中美棉麦借款意向，签署了合同。其主要内容是：1.“借款原定美金五千万元，以四千万元购买美棉，以一千万元购买美麦”；2.“中国购买棉麦所用款项，由代表签具期票交付公司，作为借款。其利息周年五厘，每半年照付一次，至还清为止。还本期定为三年，或三年内照数付还，若三年期满尚有余款未清，得商请展期二年”；3.“指定统税为担保品。统税项目为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烟酒及印花税(内烟酒税全年税收百分之七，只作预备担保品)，连同海关水灾五厘附加税作为第二担保品”。⑦所购棉麦至少有一半必须由美国方面承办运输保险事宜，这是国民党执政后外交上的一个大动作，颇受中外瞩目。 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工商界以如此量吞进外来棉麦、势必会导致国内农村经济枯萎并危及民族工商业为由，反对该协定，声称“将径电彼邦，誓不承认，以谋国民之自救”⑧。地方要员和国民党上层中与蒋介石、汪精卫有矛盾的人士也起而反对棉麦借款。6月7日，胡汉民以借款未经立法机关通过，为难立法院院长孙科，说“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⑨。 对此，国民政府方面辩解“借款动机，乃根据党内历次主张以及总理利用外资开发国内经济建设之原则而进行”，“非宋子文之个人的举动”。⑩6月16日，立法院讨论通过此案，决定以“借款用途限于发展工业，复兴农村经济，兴办水利，发展重要交通，不得移充任何对内用兵或其他消费之用”(11)作为生效的条件之一。至此，反对声浪遂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