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6-0101-11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起源于西欧的手工业部门，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然而它却未像西欧那样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一事关中西发展道路歧异的重大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观点，例如：长期存在的重农业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某些领域官办手工业的发展对工商业的不利影响，知识分子热衷走科举当官之路，人们不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等等。人们提到的各种原因均耐人寻思，值得思考。宋代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尤以南方引人注目，北宋灭亡以后南方属于南宋统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探讨南宋的状况，可以较好地看出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区域的主要发展趋势。笔者通过对宋代，尤其是南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考察，发现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民间缺乏寻找并推广使用替代人力的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工具未能出现重大的进步，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本文通过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展开论述，以便比较全面地清醒地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一、人口：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研究者一般都将宋代经济取得的巨大进步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唐中叶以来生产各部门的进步给宋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生产关系内部的某些变革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宋代生产工具的有所改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宋史·地理志》有一些关于宋代各路人口密度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精辟描述，为我们了解宋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路径。例如：成都府路在蒙古军队攻入前人口密度很高，土地高度开发，“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手工业发达，“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商业兴盛，人民生活水平高，“尚奢靡”，“其收获多为遨游之资，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文化称誉于天下，“好音乐，少愁苦”，“庠塾聚学者众”。①福建路户均耕地最少，人稠地狭现象严重，“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值渐贵，故多田讼”；百姓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产量，并大力发展工商业，因此，当地“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读书风气著名于天下，“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②《宋史·地理志》的上述论述，揭示了一定的人口密度对区域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口增长是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增长促进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 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在依靠简单生产工具和畜力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增加。以南方为例，南方在北宋晚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估计户数近1220万户，两宋之际因战乱人口下降较多，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约达成以后人口开始恢复和增长，嘉定十六年(1223年)前后达1550万户。③如以每户5.2口计，④嘉定十六年人口已达8000万人左右，超过南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⑤因此，宋代是历史上南方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自然也是南方开发的重要时期。适度的人口密度是土地开发必不可少的前提，宋代粮食亩产量较高的地区基本上都具有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较少这一共同的特点。在这种地区，农民为了供养家庭，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勤施肥料、增加复种指数，以及广修水利等途径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秦观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⑥简洁明了地说明了人口压力、精耕细作和农业产量三者的关系。 在人口密度过大的地区，耕地是最为珍贵的资源。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们不得不向山区进军以开辟梯田，向湖泊、浅海进军以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在这种背景下，沿海各平原开始加速形成，山区开发的进度大大加快。李纲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⑦说明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得到开发。不仅福建如此，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路山区开发都大大加速。不少人为寻找耕地和就业机会，还自发迁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开发中地区。 其次，人口增长促进工商业从业人口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 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大多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农业的发展必定为工商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此外，适度的人口密度形成的生存压力，也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工商业的经营对象和经营方式都不同于农业，农民要转化为工商业者，首先要完成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般说来只有当特定地区的人口密度达到较高的程度，出现一定数量的无地少地的人口时，才会迫使一部分无法在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进入工商业和服务部门，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北宋元丰年间福建、两浙、江东、江西、成都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路，福建路平均每户只占有官民田11.2亩，又远远少于其他四路。⑧因此，福建绝大部分的州军当时已出现“生齿繁夥，其养不足”⑨的议论。南宋福建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狭、生计维艰现象更加严重，从事工商业人数甚多。曾丰论述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圚有闽之技艺。其散而之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⑩曾丰说的主要是福建的现象，但“在在有之”四字告诉我们，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宋代人口密度大的路，只是人均耕地最少的福建最厉害罢了。写于南宋后期的《临汀志》说：“闽中诸郡……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无论“大半”之比重是否准确，反映了在福建这种地区，工商业部门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中谋生的人已占人口的相当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