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5-0129-07 商业经济史研究对象，狭义而言，不外商路的开辟、市场的网络、商人的活动、商品的流通以及相关的枝枝节节。商业经济史虽是一个相对狭隘的领域，但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问题，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在20世纪，它就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然而，在当前热热闹闹的商业经济史研究之中，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却相对“冷清”。本文试就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与存在问题谈一点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20世纪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 20世纪初，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传入和国内社会剧烈变革的综合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开始萌芽。①作为经济史的重要领域，商业经济史研究开始起步。在翻译日本学者相关论著的同时，[1]国内部分学者也进行了尝试性、模仿性的研究。②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学界曾发生过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这次大论战中，部分学者的讨论牵涉到了中国古代商业资本问题，如陶希圣。陶希圣曾将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界定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变质的封建社会”甚至“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商业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以货币经济、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为基础的。 另外，伴随着大论战的展开，唯物史观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唯物史观对于经济基础作用的强调，经济史研究获得极大的发展。然而，商业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重要领域，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这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通过直接具体的政治行动或通过政治身份意识带动下的自觉导向所作出的反应”，[2]所争论的问题“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3]另一方面，此时有关商业经济史的论著大多属于宏观概论，对明代商业经济虽多有涉及，但论说既不系统也欠深入。③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外社会环境急剧恶化，影响了学术界的发展。而对明代商业经济史而言，却意味着重大转折的开始。傅衣凌先生对明清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④梁方仲先生基于明清商业发展、社会变动之大背景对一条鞭法等赋役问题的考察，[4]以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等刊物陆续登载的相关论文，[5]使得明代商业经济史不再仅仅是中国传统经济史、古代商业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而逐渐成为专门之学。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确立了在中国史学界的绝对主导地位。在“文革”结束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忙于对唯物史观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一些相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工商业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与商业、市场相关的研究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讨论，令学者望而却步。不过，这一时期对“五朵金花”命题的集中讨论(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却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史的研究。[6]商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政治背景，商人的经营活动、经营模式及由此带动的商品市场与商品营销、资本运作等问题，因为关系“资本主义萌芽”而得到重大关注。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工作中心，商业经济史理所当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得以全面展开。 首先，在宏观理论方面，商业经济在传统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被重新讨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在讨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问题时，已经涉及商业经济问题，但商业经济始终只是商品经济之于传统经济附庸中的附庸，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被过分强调，商品交换往往被界定为一种“补充”。80年代中后期，学界不再满足于以往以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标尺，从而以封建经济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绝对对立的定论，开始重新考量其中的关系。[7]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国经济史论坛专门组织了“中国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的讨论。2000年以后，该论坛又举办了以“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为中心的系列学术研讨会。⑤类似的讨论，提高了学界对包括明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史的认识水平。 其次，在具体研究方面，各领域得以全面展开。《平准学刊》、《货殖》先后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创办，而研究领域也扩大到商业资本、行业与市场、货币与金融等各方面。[8]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各地商业的发展、商人的活跃，商人商帮史研究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⑥ 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种转变，即态度从相对忽视到逐渐重视、内容从宏观讨论到具体研究的转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步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从而使得明代商业经济史在研究领域与研究视野两方面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⑦ 研究视野方面有以下若干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从以往研究严格区分国内、国际市场的惯势逐步转向国内、国际市场的一并思考。事实上，早在20世纪前半期，一些商业史研究者就已经注意到对外贸易问题，甚至产生过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这种“注意”尚未具备相应的学术自觉性。⑧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定论，蒙蔽了学者关注海外贸易的目光。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贸易史的研究迅速展开，⑨虽则与国内商品流通研究相比，略显不足。但明代中期而后海外贸易的跌宕起伏，使得海外贸易史研究成为明代商业经济史的重要领域，将国内外贸易、国内外市场密切联系成为研究的重要路数。2008年，成艳萍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时期晋商驼帮、船帮、票号三种经营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晋商发展轨迹中所体现的商品贸易与票号金融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是一条与欧洲并行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生性发展。[9]2009年，张丽等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入手，从欧洲因海外扩张和殖民地财富获得而对中国产品需求骤增的角度，观察海外市场需求、中国长途贸易扩展和明清商帮兴起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探究中国经济衰落与中国商帮衰落之间的关系。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是闽、粤、浙等沿海商帮，还是晋、徽、江右等内陆商帮，明清商帮的兴衰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的产物，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