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澳门人口、族群与阶层分析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1)03-0181-07

      澳门人口与族群问题，关涉到对澳门社会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许多学者对此多有关注，大凡涉及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的论著，均对澳门人口与族群有所涉及，而专文论述者，如葡国学者若尔热·福尔加斯①、阿马罗②、贾渊③、莱萨④、文德泉神父⑤等，而中国学者则以李长森的《明清时期土生族群的形成与变迁》影响最深。但他们的著作多围绕土生人进行，对澳门族群的整体研究仍有许多不解或模糊之处尚待讨论，本文对此稍作阐述，以飨方家。

      一、明清时期澳门人口之概貌

       　澳门开埠以后，澳门人口变化之状况，学者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挖掘大量的档案与当时人的书简史料，但至今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权威的论述。

      根据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附表“澳门开埠至17世纪中叶澳门葡裔‘已婚者’统计数字”显示，[1]121-122明朝澳门人口记载较为模糊，其表现有二：一是，这些记录多出自西方文献，记载以“已婚者”为单位，但每位“已婚者”所群带之“家庭成员”数目不明，1640年英国人里察德认为土生葡人平均每户有15人，1644年卡丁神父则认为平均每户有20人，1[1]137而清朝澳门同知印光任则认为“丁口十倍之”。二是，西方文献中所记“已婚者”数字，有些确切表明包括已入教之华人家庭，有些则表明另有相同数目本地进教者，如1624年记录已婚者有840人，时隔仅六年，于1630年，已婚者数目也是850人，几乎没有变化，但其附加说明时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称840个“已婚者”中有“437人为葡人或者混血，其余为进教华人”[2]，后者称除850个“已婚者”外，“另有同样数字的本地进教者”。如此算来，人数翻一倍之多。尽管这样，西方文献关于明朝澳门人口的统计数字也很少超过万人。

      相较于中方文献记载，1564年庞尚鹏认为“夷众殆万人矣”[3]卷1。吴桂芳认为“非我族类，不下万人”[4]卷343。这与西方记录基本相似。但1601年王临亨称“香山之夷，盘踞澳中，闻可数万”[5]卷3。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张凤翼则称“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逞不得，此大可忧者也”[6]卷1。如此夸张的说法，考之记录者的心态，可能是忧虑葡人将为中国南部边患，故将活跃于珠江口的华商与海盗人数合计，虚报数字，以刺激朝廷对此事的关注。

      入清以后，中西文献对葡属人口计算差异不大，基本在4000-6000之间波动，但对华人人口的记载差距甚大，有三、四倍之多(参见附表)。

      

      经对清朝澳门人口政策演变的研究，本文认为，中方所公布的数字，有严密的保甲制度为依托，应较为可信。西方文献的记载，不言所依，令人质疑。此说之主要依据是，在十八世纪，华人人口急骤上升，多达两三万人，这与当时中、葡关于澳门华人政策不相适应。

      在清政府方面：首先，在澳门实施保甲法，并得到澳门议事会的配合。1690年6月3日，澳门议事官员说：“香山的满清官员送来广东省官员的一道命令，说：甲长要提交居住在本市木屋、店铺和居民点内所有中国人的名单，每10人中委派一名甲长。”为避免麻烦，议事会决定：对店铺内的中国人造表，并且葡萄牙人要从其家中将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赶走[14]。其次，清政府实施禁教政策，严控华人入澳。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了《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规定：“凡贸易民人，悉在澳夷墙外空地搭篷市卖，毋许私入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并对为澳门葡人提供商业与劳工服务的人员实施严格的牌照制度[15]卷上。在澳葡政府方面：首先，配合清政府实施保甲法，遏制华人进入澳门。先是，葡萄牙在澳门开埠之初，就不断同进入澳门定居的华人发生争执，故葡人很早就有规定，所有在澳门没有固定居所的华人，晚上都得离开城区。不仅几座城门紧闭，而且各条街道的门也关了起来[12]71-72。1692年2月6日，澳门议事会发布公告：“市政厅敲钟后在没有路灯的街上闲逛的任何中国人或奴隶都将被抓起来。在1691年设立之登记簿内未登记姓名的任何在城里的中国人也将被抓起来送交满清官员。”[14]其次，不断地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或是出于宗教的人文关怀，或者因明清政府的压力，葡萄牙当局自1595年起，不断地颁布禁止贩卖奴隶的法令。在1758年，葡王下令24小时内释放一切在押的华童，这一命令在当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澳门教区神父向葡王汇报称：“在阁下颁布禁令后……无人胆敢购买华童。”[16]再次，自18世纪起，澳葡政府限制华人在澳门置业。1711年澳葡政府通过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澳门拥有房产物业。议事会发布命令，将违令租给华人的几所房子拆毁，其中几所由华人自己建造并拥有的房子，也在清政府官员的命令下被推倒[12]72。此后于1718年、1733年、1773年均颁布了相关的法令。1773年11月20日，澳门总督要求议事会上报将土地或房子出租给中国人的葡人名单，并要求他们约定收回的期限[14]。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于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华葡居民租务纠纷案件，应与澳葡政府这一政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