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社会资本理论日益关注，尤其对社会资本产生的政治影响给予了充分的探讨。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有助于公民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政治治理绩效水平的重要来源，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从而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政治信任，并有益于民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很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种直接、单向的关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也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事物，有着不同的来源①。本文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的涵义 社会资本最初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副产品而得来的，并被认为是一种在道德上中性的资源②。社会关系可以缩减获得信息所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有助于创建互惠网络，还能代表社会义务和提供一定的保障。社会资本是通过人口中发生的互相依赖和社会互动的模式产生出来的。在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社团生活和治理研究中，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即它们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能提高社会的效率”③。帕特南在其研究中进一步夸大了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被理解为社会层面上的一种集体资源，他认为紧密的志愿社团和公民组织会通过产生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产生高水平的公民参与，从而有助于维持公民社会和共同体的关系。由此，社会资本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非政治的社会互动而产生的政治结果。 那么，如何定义社会资本呢？Lake and Huckfeldt通过1992年美国全国选举项目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和参与数据的使用，发现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资本（即有助于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是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也即它是与公民讨论的社会互动的一个副产品，而这种不断提高的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资本也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进一步而言，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资本的产生是个人关系网络的政治专业知识、网络中政治活动的频率、网络的规模或广度的函数④。甚至将人的性格和组织参与度这些因素考虑进来时，这些结果也还是一样。结合以上两者观点，社会资本可以由社会网络的广度和频率加上社会信任来定义，即社会资本理念主要是强调两个因素：一方面，由志愿组织等社团参与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互惠性规范和公民之间的信任。 （二）政治信任的涵义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⑤ 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⑥、社会信任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⑦。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根据伊斯顿对政治系统的分析，政治系统共有三类：政治团体（Political Community），即共享政治分工的广义的政治群体人员；政治制度（Regime），政治权力共享的游戏基本规则；最后，当局（the Authorities）对制定和执行政治决策负责的选举和任命的官员⑧。很多学者也据此认为，政治信任从结构上来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二，对政府的信任；第三，对政府人员的信任⑨。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间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⑩，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三）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及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社会资本内部，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以下，笔者将分别梳理这三种关系，并给出研究假设。 1.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的关系 社团组织的繁衍一直被学术界和政府视为是产生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当前中国学术界也极力推崇社团组织的创建和繁衍，并认为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将能有助于改进治理水平和政府问责。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团体、家庭和朋友的紧密联系，以及社团、宗教活动、爱好、娱乐活动等种种集体活动的参与。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认为是充当了培育公民技巧的功能，它们也被认为有助于政治生活。这些社会网络据说可以产生互惠性规则和对其他人的信任，而这种社会信任也被认为是政治激活和有效治理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并导致政治的稳定(11)。虽然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之间的这种关系被有的学者所赞同(12)，但是Claibourn和Martin则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只有非常有限的证据能够证实参加社团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信任其他人(13)。但是，笔者仍然对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有一定信心，因此研究假设1为：参加社团可以促使人们变得更加信任他人。 2.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团生活和社会信任促进了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但一些研究却证明在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之间只存在微弱的联系。而且，在志愿社团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的，并且令人困惑。首先，人们的社团活动不再为他们信任他人或政府提供有意义的依据。其次，社团生活不再是政府可以依赖用来维持其合法性或有效统治的来源。政治信任现在更加依赖于政治本身。信任的政治因此也更依赖于政治领导者有意愿并有效地履行其作为人民受托者的角色(14)。 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发现并不显著，这也使人们对社团活动和政治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疑问。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不参与志愿活动或是社团活动的，甚至那些参与了社团活动的人，也只花费了非常少的时间在上面，因此，很难想象这种社团活动会对政治信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Newton等学者也发现政治信任实际上和志愿活动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15)。他们认为，帕特南的理论过于看重了公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夸大了社会活动的作用以及社会资本的政治结果。Kim在检验韩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时也发现，参与社团活动、社会信任都与政治信任和选举活动并不相关。而且，这些否定关系被公民对不好的机构绩效的感觉所缓和，例如政治腐败，这显示出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变量(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