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香港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但得益于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相对公平的竞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及较高的富裕程度、现代稳定型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贫富悬殊并未给香港造成明显的经济低效、政治不稳或社会动乱。香港的经验表明，要调节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应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增加公共服务开支，营造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培育中产阶层，防止阶层结构僵化。
1997年以后，虽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香港的经济增长步伐放缓，但实际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不仅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毫不逊色（见表2）。进入新千年以后，香港经济一度陷入低迷期，但很快摆脱困境并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开始了新一轮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变[4]。 
毋庸讳言，香港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快速发展和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并驾齐驱”的局面。 工业化初期，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不断，劳工阶层工资水平低下、缺乏必要保障，许多人陷入贫困。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一度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弱势社群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197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43，1981年上升至0.45，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5]。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香港的贫富差距更加恶化，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6]。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在最高收入的24个国家或地区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最大，最高收入的20％的家庭占有全港总收入的50％，而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仅占全港总收入的4.3％。1981年，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占有全港总收入的1.4％，1996年这个比重降到1.1％，2001年进一步降到0.9％，而同期，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45.1％升至52.5％[7]。这说明，在高收入阶层积累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广大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越来越少，不断陷入相对贫困化。 基尼系数的变化反映了香港贫富悬殊的变化。197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43，1981年为0.45，2001年升至0.53（见表3）。同为“亚洲四小龙”，1998年新加坡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3、0.32，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33，相比之下，香港的基尼系数明显偏高，贫富差距更为严重[8]。 
二、香港调节贫富差距的举措与机制 国际社会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悬殊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分化易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香港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就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贫富差距40年来不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而不断恶化，这种情况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地区并不多见。但是，极端的贫富悬殊并未给香港造成明显的经济低效、政治不稳或社会动乱。相反，从二战以后至今，香港基本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究其原因，并非因为香港的贫富悬殊尚不够严重，亦不是因为香港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更高，而是因为香港社会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良好举措与机制。正是这些举措和机制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这些举措与机制主要有： （一）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安全网 香港社会福利旨在建立一个关怀互爱的社会，让人人尽展所长，社会维持繁荣安定。秉承这种理念，经过40年的发展，香港已经建立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福利政策，其完善程度可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媲美：从服务主体看，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提供、全社会共同参与办福利的局面；从服务项目看，形成了涵盖儿童服务、青少年服务、老人服务、家庭服务、康复服务、感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房屋、公共教育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从服务开支看，一直保持较高福利开支并形成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发展的态势。目前，社会福利支出已经成为港府的第二大支出，2006年，福利支出350亿元，占港府总开支的16％。1999年至2009年，香港的福利支出从260亿元增至400亿元，增幅达到50％。2010年，超过17％的政府经常开支用于社会福利事业，这还不包括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公共开支。这些公共福利开支具有广泛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如果把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福利支出计算入内，香港的基尼系数明显减低（见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