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草案）》提出“建立健全法制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是未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合作机制建构过程中，低层次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如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相对较为容易，而高级形态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两岸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的经济整合机制如两岸经济共同体，则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本文就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及运作执行面临的主要障碍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政治障碍 两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高级形态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立的重要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核心是政治互信、政治基础与政治关系的改善。 政治因素一直是影响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最大障碍，也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重大障碍。首先是两岸的主权争议与台湾政治定位等一直无法获得共识。在两岸关系或台湾政治定位问题上，两岸认知差异甚大。大陆确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现状定位为一个国家内部“尚未统一的关系”或国家主体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马英九当局尽管承认法理上（指依“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则一再强调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者简称“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一般民众的理解或口头上常常变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实质上演变为两岸是“一中两国关系”。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色政治阵营则坚持两岸是“一边一国关系”，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是另一个国家。 目前海峡两岸在法理上仍属内战遗留下的“敌对”性质关系，因此大陆迫切希望两岸展开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协议，但台湾当局一直在回避这一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顺利解决，两党、两岸达不成共识，则必会影响到高级形态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两岸经济共同体的建立。 在解决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与政治接触、对话、协商问题上，大陆在坚持“先经济后政治”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下，也强调“逐步破解两岸政治难题”，即逐步讨论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甚至影响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的政治议题。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层次越高，涉及的政治议题越突出，解决的难度越大，也越无法回避。台湾当局一直坚持“先经后政”，极力回避讨论政治议题，不愿谈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而且设置了重重障碍①。 从过去的经验看，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对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或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立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政治因素的影响更直接、更大，因此政治因素成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立尤其是未来两岸经济共同体建立的最大障碍。 政治因素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与制度化建设的影响还表现在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与大陆经贸政策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陆开始调整对台政策，呼吁两岸通商通航通邮与进行经济交流，但台湾当局则提出“三不”政策，进行严格管制，坚持不开放。尽管在历史发展大潮与市场作用推动下，两岸间接贸易逐步恢复与发展，台商对大陆投资持续增加，两岸经贸交流范围日益广泛，但长期以来在台湾当局的政策控制下，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一直呈现间接、单向或不对称、不平衡、非正常化发展状态，无法实现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发展。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尽管两岸关系形势出现了重大积极变化，逐渐步入和平发展轨道，两岸经济关系逐步趋于正常化，但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仍多，尤其是两岸政治互信脆弱，两岸政治分歧依然巨大，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严重滞后，成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尤其是深度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的重要障碍。 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的出现是建立在2005年“胡连会”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与国共共同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基础之上的。尽管国共两党之间有了一定的政治互信基础，但政治信任度仍就偏低，对两岸关系政治定位与一个中国框架认知仍有很大差异，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还存在尖锐的矛盾，两岸政治互信与政治关系还是非常脆弱的。 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因素对两岸经济关系与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过去30年来，海峡两岸一直无法实现直接、双向经贸往来，无法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大陆企业无法赴台投资，完全是政治因素干扰的结果，充分说明政治因素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为了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政经分离”原则，强调“不因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②。这是大陆方面的政策主张，但仍无法改变台湾方面的政治干扰与政策限制，而且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实施了长达近20年的两岸经贸管制政策。直到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采取积极、务实、灵活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才得以改善，才迎来两岸经济合作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新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