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1)01-0030-06 在多个历史时期，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口跨境流动变得更加密切。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进入内地工作和居住，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前往香港工作和生活。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移民不同，这些跨境人口的显著特征是流动性，他们频繁地在两地之间穿梭往来，不把哪一个地方视为永久居留地，即使他们已经在两地租用甚至拥有住宅或物业。社会学传统移民理论研究一个地方移入或移出的人口，“移民”一词预设了单向流动方式即迁移到某一地方后就会定居下来。香港与内地间人口的跨境摆动对社会学移民研究提出了新论题。基于香港人口调查数据和课题组所做的30个访谈资料，本文探讨移民与流动性的社会学意义。 一、全球化与流动性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过去极少发生大规模的内部人口移动，个别的分散的迁移不足以构成大型的社会群体和社区结构。故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是来自国外的移民、其社会适应问题及文化影响。换句话说，传统西方移民理论研究的只是移民(immigrants)在移入地的生活状况，相对而言，对移民的迁移过程、移出地与移民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很少。同时，传统移民的迁移模式是从不发达国家永久地迁移至发达国家，由此而产生传统西方移民理论的以“熔炉”为基调，外来移民应该而且只能融入主流社会，以获得与主流社会人民相同生活条件和社会流动条件。这种移民理论隐含着这种假设：移民必定会成为本地永久居民，融入当地社会是移民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移民必须从思想观念到生活习惯都要进行彻底改变，以适应移居地的生活环境。在这种语境和意识形态下，“社会”意指一种统一管治、内部团结、有清楚边界的社会实体。 然而，20世纪末发生的移民全球流动呈现出新的迁移模式。亨廷顿基于对近10年迁移美国的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移民的观察指出，当今移民具有民族属性和文化上的跨国特性。移民社群不同于具有双重国籍的人，他们具有一种跨国身份，其成员虽然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却首先认同自己的故乡；移民社群也不同于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在民族属性和文化上具有跨越国界的特性[1](230)。基于这种观察，社会学学者们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视角，强调认同的多元性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跨国主义唤起一种向前、向后不断迁移的想象，使移民能够在两个社会和文化中持续地利用由二元生活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2](9)。在移民个人生活中，这种跨国主义会具体化为日常生活的双元取向和“双聚焦”(bifocality)。“双聚焦”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目标与策略、个人意识与集体归属感、个人与集体记忆、消费方式和其他文化再生产模式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使跨国交往和意识在未来可能变成移民归属感中最显著的特征[3]。跨国主义效应不但改变了移民个人融入移居地社会的方式，也改变了“留在后面”(祖国)的非移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价值取向跨越本地[4]。正如亨廷顿的观察，今天的移民倾向于“离土不离根”。不少从事东南亚移民研究的学者也观察到，移民可能在日常生活层面为了适应移居地社会而改变行为方式，但是其文化观念和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与祖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家制度的差别、本地人和移民的文化差别并未成为移民新生活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运用自己的生活策略绕过这些障碍，具有“情境性的认同”(Nagata，1991)或者“一张脸多个面具”[5](93)。 尤里(Urry)最近提出全球化与流动性，他认为在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资源、信息流动过程中，地方性被俘获、再现、市场化和普遍化到全球其他区域，反过来，全球性也通过同样的过程地方化，因此，流动性是复杂的体系，这些复杂性颠覆着社会学关于“社会”的传统定义[6]。尤里提出的流动性机制是广泛的，当中最重要的机制是产品流动与人口流动，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原因是移民特别是多向摆动的跨境移民必定带来产品和信息等资源的跨境流动。而对于多向摆动的移民来说，迁居与适应则是一个多变的过程，其实践需要灵活的生活适应策略以及可变的社会网络来支持。 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流动人口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流动人口可大致分为三类：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和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居民。 1.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统计，2008年内约有218 200名香港居民曾在内地工作，占香港总就业人口的6.2％。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到内地工作的人口从1995年的122 300人上升到2004年的244 000人，2008年有轻微下降(见表1)。 表1.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数量变化 统计时间统计前12月内曾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统计前12月内曾在且需继续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人数(万人) 占香港劳动人口百分比人数(万人) 占香港劳动人口百分比 1995年9-10月12.23 4.2 9.733.4 1998年5-6月 15.73 5.0133.54.1 2001年4-6月 19.08 5.918.765.9 2003年1-3月 23.82 7.422.607.0 2005年1-3月 23.75 7.222.896.8 2008年7-9月 21.82 6.221.266.0 数据来源：《第四十九号专题报告书》，香港统计署2009年2月。 与整体就业人口相比，这218 200名曾在内地工作的人士的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中约46.4％具专上教育程度，而整体就业人口中的相应比例则为31.8％。在具不同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士中，具专上教育程度的人士曾在内地工作的比率最高，当中具专上非学位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士曾在内地工作的比率为7.3％，而具专上学位教育程度的相应比率则为10.1％。在该218 200人中，超过五分之四在内地工作时从事较高阶层的职业。当中约44.2％为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另42.3％为专业及辅助专业人员。这些数字远高于整体就业人口中的相应比例10.1％及26.3％。该212 600名就业人士在现职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为20 000元，较整体就业人口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10 500元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