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通过多种方式将“孙中山”建构为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符号，以此获得夺取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由此，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孙中山崇拜。对此，笔者从统治合法性、时间、空间、仪式等多重维度，对1949年前国民党在大陆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①，周俊宇则从国定纪念日的角度对孙中山纪念日特别是国民党迁台后的情形进行了解读②。笔者认为，台湾孙中山崇拜尚存深入研究的空间，特别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开始加强宣传孙中山与台湾的联系，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自觉认同，为光复后孙中山崇拜在台湾的广泛传播、普及奠定了基础，“孙中山”成为主权象征在台的传播，促进了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 一、作为国家与民族象征的“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就将他奉若神明，在法律上高度定位“总理遗嘱”与“总理遗教”，使其成为国民党重要的理论与精神来源。1925年5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宣言》，表示“完全接受总理遗嘱”，“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同时进一步规定总理遗教是不可逾越的教条，“吾人一致奉行总理遗教，不得有所特创”③。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在党章中保留《第四章总理》“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并将纪念仪式及总理纪念周写进党章附注中④，对“总理遗嘱”的隆重接受、不许创新以及将总理纪念仪式规定写进党章，充分表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如此，国民党执政后，又规定“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于是，总理遗教成了全党全民必须奉行的圭臬和不可逾越的教条。孙中山成为党和国家崇高的政治象征。无论是东三省归并中央后，张学良到中山陵谒陵，还是刘文辉在西康省命名中山路、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等⑤，都是国家统一、地方膺服中央的象征。正如，1948年《中美周刊》在回复读者来信所言：“孙中山先生并非国民党所私有，而其对国家之功绩，则史家早有公论也”⑥，因此，全国人民尊称其为“国父”。 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而在近代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形之下，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最大，孙中山符号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1933年之后，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严重，人们在举行植树节典礼时宣传孙中山和反侵略思想。如安徽省五河县的口号有：“誓复东北失地，湔雪国耻！”“纪念总理忌辰，要和平奋斗救中国！”⑦歙县有“纪念总理要一致拥护中央抵御日本！”⑧事实上，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内涵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无论从中山陵建筑设计强调民族特色，还是口岸城市以中山路名称置换殖民主义道路名称，抗战前人们频繁到中山陵谒陵，续范亭在陵前剖腹明志，以及中山装用国货制作，都反映出孙中山符号内在的民族主义寓意。抗战全面爆发后，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更加突出，中山公园不断增建，而且不少中山公园内或孙中山铜像前出现人们自觉塑造的汪精卫、陈璧君跪像等，体现出各阶层对孙中山符号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深刻理解和对卖国者的不耻，而各地重新命名中山公园与中山路，都宣示着主权的回归。当时人们就将抗战胜利视为实施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具体实践：“蒋主席领导全国军民，对日八年抗战一举而打败强敌，取消各国对我不平等条约，造成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能不说施行已获得极丰的成果”⑨。显然，孙中山是民族主义的象征。台湾光复后，国民党自然也将孙中山符号作为主权回归的象征在台宣传并普及。 二、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的逻辑联系 孙中山与台湾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生前为筹措革命经费或为革命事业奔波，曾经四次赴台。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兴中会成员陈少白遂向孙中山建议到台湾发展势力。1897年冬，陈氏在台建立“兴中会台湾支会”。孙中山本人第一次赴台是为筹划惠州起义。1900年9月28日，孙中山自日本抵达基隆，并赴台北。当然，这次赴台并非原来计划，而是由于孙中山准备在港组织惠州起义，港英当局禁止其登岸，孙中山只得临时改变计划，返回日本转赴台湾，再由台湾潜往大陆，最后孙中山在台北指挥惠州起义。后因日本殖民当局阻遏，孙中山等人于11月10日离台返日。孙中山首次台湾之行，历时44天。 后来三次孙中山在台湾时间均非常短暂。第二次是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遭到通缉，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于8月5日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入住日人所开“梅屋敷”旅馆。孙在此接见了在台的老同盟会员，本来孙中山与黄兴相约在台北会合，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旋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一人经台北往日本，约会遂告吹。第三次则是1918年6月7日，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此次赴台，孙中山试图在台湾建立大陆以外的革命基地，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但由于日本当局阻止，孙中山在台北仅住了一夜，次日即离开台湾。第四次则是抱病北上途经台湾。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接受冯玉祥北上共谋南北统一的邀请，从广州乘船途经台湾北上，但这次没有上岸，这是孙中山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台湾之行⑩。 孙中山对台湾问题的政治主张到底如何呢？据台湾学者陈立文根据台湾版《国父全集》所做统计，孙中山提到台湾共有30处，但他只是将台湾视为一个地理空间，而未提出要收复台湾(11)。纵观孙中山四次赴台经历及其言论、策略，他生前并没有直接提出收复台湾的政治主张，只是1924年在大阪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如果日本特别要和她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友善关系的话，她就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东西。”(12)当然，这应该包涵归还台湾之意。但是，这与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政治主张尚有距离。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开始强调孙中山曾提出“收复台湾”的政治主张。1927年戴季陶在广州对广东台湾青年团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时指出，孙中山生前曾与他谈及台湾问题：“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少限度的主张：一是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的接触。”(13)这是国民党要员首次提及孙中山的对台方针，强调孙中山具有收复台湾的意图，但尚不明确，只是说让“台湾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但后来孙中山成为“收复台湾”的直接倡导者，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则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者。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并称这是孙中山在世时就确定的革命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