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与台湾公民文化变迁的关系初探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0)05-0024-10

      只有大多数民众把与民主制度相关的文化习惯视为“正确和自然秩序的一部分”①的时候，民主制度才不是漂浮于水面上的一层油，其稳定发展和有效运转才有现实的基础。这对于“解严”后的台湾更具现实的意义，因为长期的威权统治留给台湾的是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土壤。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认为，民间组织在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参与能力以及政治功效意识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陆学者杨鲁慧更是认为，民间组织在东亚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扮演“现代文明传播者、公民意识培养者和志愿精神重建者”②等角色。在“解严”后的台湾，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与民主转型和公民文化的发展相伴随，这为我们观察和检验二者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相当完美的实验室。

      本文将依据台湾当局的统计年鉴、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以及胡佛与朱云汉所主持的“东亚民主化与价值变迁：比较调查”研究计划于2001-2002年民意调查数据建构模型，通过研究民间组织与公民参与能力、政治功效意识以及社会资本等公民文化主要部分的相互关系，观察和检验民间组织对公民文化成长的影响。

      一、民间组织与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

      尽管过度的政治参与常常会因为超过制度的承受能力而压垮政治体系，但适度合理的政治参与对于民主转型的推进和民主制度的稳固绝对是必需的。只有民众有能力扮演“睡着的狗”(sleeping dog)的角色，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才有现实基础。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高低，通常是以该地区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和实际政治参与来衡量的。首先，社会成员的政治知识水平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了解程度，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民众的参与能力最终都必须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来体现，因而民众的实际政治参与也是衡量其参与能力的重要标准。

      既然民众政治知识水平是衡量社会成员参与能力的重要指标，获取相关数据至为重要。幸运的是，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积累了不少相关的民意调查资料。图1显示的是，从1992年以来，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是谁”以及“‘宪法’解释机关”两道题的回答。前者测量的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后者测量民众对政治制度运行的了解程度。由于选举政治和媒体的影响，加上辨认政治人物比理解政治制度容易得多，台湾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对制度的了解是可以理解的。

      

      资料来源：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历年面访资料。

      图1 台湾民众政治知识变化趋势③

      如图1所示，台湾民众对“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是谁”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从有相关调查开始一直维持在90%以上，而且有持续微幅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并不受2000年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更替④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政治人物和政党更加注重对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和推销，而现代传媒强大的穿透力刚好是其最好的助力。

      另一方面，衡量民间组织发展程度的指标主要有民间组织的数量、可支配的经费以及活动频率等。由于无法获得台湾民间组织经费和活动的量化资料，因而，本文主要是以“解严”后台湾社团组织数量的变化情况作为测量指标。虽然资料的缺失可能会影响我们分析问题的准确度，但是，“解严”后台湾民间组织在活动、经费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与其数量的增长趋势是大体相同的，因此，资料不足带来的误差还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解严”后，台湾社团组织发展情况如图2所示。由于学界普遍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民众参与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文章将以此为假设，并通过对相关实证数据的探讨进行检验。

      在台湾，民间组织一向被认为是社会成员了解政治体系、掌握政治知识的重要场所，其影响不可忽视。台湾地区的许多政治人物尤其是民进党政治人物一直都很注重与民间组织的互动，通常都会通过参与一些民间组织的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博得媒体版面，提高知名度。许多政治人物甚至身兼多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职位。民间组织对提高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民间组织也是民众了解政治人物的重要场所。例如，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吕秀莲给人以女权领袖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就和她积极参与诸如“女权会”、“台湾妇女‘全国’团体联合会”等女权团体的活动有关。表1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如表1所示，台湾民众对政治人物认知与民间组织发展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资料来源：依据“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和“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资料整理。

      图2 “解严”后台湾民间组织发展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