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0.3；D63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9－0045－10 新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在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与统购统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五”时期，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冲突越来越激烈。为维护这种强积累模式的提取能力，国家一方面加快推行农业集体化，以便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加紧建立和完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的外流，保障城市生活的稳定。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又形成了两个从根本上影响人口迁徙流动的体制性问题。一是一些农民对集体化后的生活不适应，走出农村的离心力不断增强；二是城市的市场功能萎缩，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衰减。加上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而出现的经济“冒进”势头，使得自统购统销以来的城乡冲突越加剧烈了。 1957年，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转轨问题，在经济发展方针上的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问题，城乡利益剪刀差拉大的冲突问题，整风中大鸣大放的问题，屡禁不止的农民进城问题，等等，构成了这一年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态。反右派运动为这些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了特定的制度路径，直接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出台。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情况的梳理，初步探讨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形成的制度路径问题。 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城乡冲突问题 1956年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门槛是很低的。195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合人民币142元，比1953年的人均122元只多了20元。农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2.5倍。①统购统销以来日益紧张的城乡关系问题，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社会主义而消解，反而由于城乡二元利益结构的固化，发展成为更为激烈的体制性冲突。 （一）粮食紧张的局面没有得到缓解 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彻底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1953年农产品供应出现紧缺时，毛泽东断定：这是因为小农经济与工业化不相适应。1953年10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中提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抓紧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②。在中央下发的劝止农民盲目流动的各种指示中，也都是把合作化作为能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前提。 1955年是统购统销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一年，也是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年。1956年全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但统购统销的完成情况反不如1955年。7、8、9三个月，国家比上年同期多销粮食43亿斤，少购粮食30亿斤。到了秋粮登场，这种趋势还在发展。1956年全年的粮食收购量与1955年相比，减少了926.5万吨。③ 粮食局势的再度紧张，让中央领导人忧心忡忡。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④ 1957年3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那种认为粮食问题“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一下子解决的想法，是过分天真了”。“去年粮食收购完成得不好，销售压不下去，都和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他强调说：“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技术还落后，增产粮食是件头等大事，不能掉以轻心。”⑤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问题。 （二）农村的人口推力骤然加大 在集体化前，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动机，是为城市生活吸引。在集体化后，农民流动的主要动机是要跳出农门，盲目性更胜于前。 集体化后的农民没有了生产和收获的支配权，农民劳动更加辛苦而收益反而不如过去，有的甚至连口粮都不够。1956年农户减少收入比例约占总农户的1／3或1／4⑥。加之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灾情，一些地方又收购了农民的“过头粮”。从1956年秋季起，开始出现大范围的农民盲目进城问题。大量外流农民的去向，一般是各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地区⑦。 1956年8月，河北灾民流入北京的已有2万多，郊区小店被挤满，还有的露宿街头，有的成群结伙找国家机关或拦截首长汽车，要求找工作，甚至有的向外国人讨钱⑧。到1957年初，各地农民闹粮、闹社，纷纷要求“退社”，流民问题更为严重。在大量农村外流人口中，不仅有一般农民，还有不少党团员、复员军人和乡社干部。 据内务部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秋到1957年3月，北京、天津、南京、南宁等18个城市和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等8个省一些主要城市流入的农民达40余万人⑨。再据黑龙江省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四市，1957年盲目流入的没有户口的人就有71689人⑩。许多人被遣返回乡又复返回城，形成拉锯战。上海市在1957年春节期间，花了很大气力清理了2000多灾民回乡，但不久他们又回来了，还带来了更多的人。到3月春耕期间，上海市还有1.3万多名灾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