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现象”的文化解析

作 者:
肖鹰 

作者简介:
肖鹰,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肖鹰,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肖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范曾现象”,即指画家范曾以一个“国学开讲”,一夜之间由“国画大师”转型为众多媒体追捧的“国学大师”,这是当代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典型现象。然而,无论从传统学术观念,还是绘画诸层面解析,“范曾现象”存在内在荒谬性,范曾的“国学大师”名不副实。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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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10-004-009

      近年来国内闹国学、兴大师,范曾以一个“国学开讲”,一夜之间就由“国画大师”转型为众多媒体造势追捧的“国学大师”,这就是所谓的“范曾现象”。“范曾现象”在当代文化活动中具有典型性,值得我们深思。

      一、范曾的“国学”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知道范曾,但我确切知道,无论美术界,还是学术界,对“范曾其人其画”评价甚多。收藏家郭庆祥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不点名批评范曾“自我吹嘘”和“过度包装”,要旨是指范曾虽然搏得“名满天下”,虚而不实。[1]

      在《范曾自述》中,范曾说:“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2]26在范曾的公开自白中,这样的自诩不胜枚举。

      为了切实见习范曾的“大师风范”,我专门对范曾的著述做了一番考察。据“范曾官方网站”(http://fanzeng.artron.net)介绍,自2000年至2010间,范曾出版著作92种。其中,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版《范曾谈艺录》到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范曾自述》,约有20种可称“学术论著”。经过浏览比对,我发现,这些“范曾学术论著”,全部由各类零散文章编辑而成,不仅无一有条理成体系的“著作”,而且其中文章严重重合,差别不过是编排顺序不同,当称之为“十书一个样,一书十个名”。汇总“范曾学术论著”,清除重复篇目,也许可以编辑一册20余万字的“范曾杂论杂述汇编”,它的代表就是2010年的《范曾自述》。这个发现让我认识到,范曾不仅如收藏家郭庆祥所揭露的那样,“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而且“出版著作”也是“一书十编”的“流水线作业”。

      那么,范曾的“国学造诣”究竟如何呢?我以为“范曾国学”有三个特点。

      其一,以散漫无章的浮言游辞,逞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之能,语焉不详,却又做头头是道之状。例证:《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前瞻》一书,是范曾与著名儒学专家杜维明的对话集。读此书,我们看到,在这场被媒体炒作为“当代儒学巅峰对话”的对话中,杜维明理彻言明,从容贯通地讲述儒学传统的天人观念,并以“天有不能”、“人与天地参”和“恻隐本心”诸观念落实儒学的“现代价值”;与之相对,范曾在对古今中外的生拉硬扯中,主要表现的是他除了“知道”吾国有孔孟老庄诸子之外,还“知道”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滋、康德一干人。[3]这当然不是“对话”,而是学问家的思想讲示与门外汉的炫知逞能的“对比”,两者学问思想的高下,虽不当谓“天人之别”,但可称“天地之差”。

      其二,以常识调书袋,不解义理,混乱芜杂,却又口号连天。例证:范曾《走进国学》一文全文列标题分四部分:国学的“源头活水”,国学的分类,国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几本国学参考书。就我所知,就题名与结构看,这篇文章当是“范曾国学”绝无仅有的“纲领性文件”;该文末尾注明“本文为范曾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发言”,则足见该文非等闲言论。然而,读完此文,你除了见到在任何“国学读物”、甚至“百度百科”都可翻检到的“国学”零碎信息外,无法从范曾的“讲示”得知国学究竟何物、何义、何为;你更无从知道“范曾国学”有何纲何领。但是,你可以见到不少口号式的、似是而非的“国学论断”。比如:“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国学的终极目的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为物、为事而学”。[4]至于这样的“口号论断”,究竟有何依据,义理何在,范曾是不予论说的。

      其三,中西穿凿附会,以不知为知,以无理为理,以妄说为真传。《书道法自然》一文,散见于范曾近年出版的《书道法自然》、《范曾自述》等多种“著作”,当然也是范曾论书法不可或缺之文。范曾在该文中称:“柏拉图之摹品说,在中国传说中的庖羲氏之时已然作如是说。”[5]《易传·系辞》言:“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哲学的“仰观俯察”的“拟象观”,是基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唯变所适”的宇宙论;柏拉图主张的是以“永恒不变”的“理念哲学”为前提的“模仿说”(不知范曾所谓“摹品说”语出何处?)。在“变动”与“永恒”之间,“庖羲氏”(伏羲)与柏拉图正相反对,前者如何代后者立言?由此可见,范曾所谓“国学”,于中西源头处的根本大义,都未知是非究竟;他总是向读者炫耀的“中西贯通”,不过是附会妄言。

      国学传统的治学精神,儒家讲诚意涵养,道家讲虚心守真,释家讲本心自觉,这三者在“范曾国学”中是见不到的。“范曾国学”的根本缺陷,就是缺少入于心灵的真切和出于心灵的真诚。“范曾国学”在当下文化中由出版到演讲,从平面媒体到影视网络,声势排场甚是壮观。但是,无论搞多大排场,造多大声势,范曾还是不能掩饰他的“国学”的内在缺陷和外在虚夸,当然也免不了学界非议丛生。

      二、范曾的“坐四望五”

      范曾的“画分九品说”,当称“令古今震惊”之论;无疑此说的“震惊点”,是范曾设定了他在古今世界画坛的“坐四望五”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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