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1）04－0057－03 梁启超对“趣味主义”的阐述主要见于以下论著：《美术与生活》（1922）、《知命与努力》（1927）、《学问的趣味》（1922）、《敬业与乐业》（1922）、《“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为学与做人》（1922）。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题为《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讲演中表白：“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1]12“趣味主义”作为一种以理想人格塑造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美学建构，是梁启超先前所提倡的“新民”理想在美学领域里的深化。如果说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是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的话语表达，那么，其“趣味主义”理论就是为实现“新民”理想而提出的美学方略。梁启超未免简单地用“生活的艺术化”来概括自己的“趣味主义”，这既与梁启超意图使这一方略通俗化有关，也与他综合利用有关的中外文化学术资源的工作还存在不足有关。 从表面上看，梁启超执持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这样的观点，似乎意味着梁启超对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在趣味生发中的作用同等看待，实际上，他是着眼于主体的主动性与受动性的共同作用来探讨趣味生发的根本原因的，他所说的“趣味”活跃着一个以艺术涵养和责任承揽合于众生、宇宙而达至“仁”之境界的主体性自我。也就是说，梁启超以人格说确立了一个充满生活内蕴的趣味主体，从而为其以美学的眼光探究和彰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及其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充分的逻辑依据和确实的历史依据，形成了其趣味主义的探索理路：从人的自然性切入人的生命本能去探究趣味生发的始源性，驻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以阐明趣味的丰富性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性互动，寻绎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彰显趣味所映现的人与宇宙生机无限的统性，从而将生命愉悦、人间情韵、宇宙诗心对于趣味人生的建构的有机关联和重要意义揭示出来。 不言而喻，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生命愉悦、人间情韵、宇宙诗心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景（现实呈现的或艺术表现的）中呈现出来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任何个人都具有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无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来看，还是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都体现为一种精神性关联——就时间具有无限绵延的可能性而言，这种精神性关联简直是无所不至的。这样一种精神性关联，其原理如同萨特所说：“在知觉的世界中，每一个‘事物’都与其它事物有着无限多的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构成事物本质的便是关系的这种无限性——以及这一事物诸要素之间的无限多的关系。由此，在‘事物’的世界里便产生了某种充实的东西；在每一段时间里，总有无限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的；要耗尽我的实际知觉就需要无限的时间。……这种‘四处洋溢’的方式乃是对象本性所具有的。当我们说对象离开了有限的个性就不可能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不保持同其它对象无限性之间确定关系的无限性的话’，对象就不可能存在。”[2]291① 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称得上具有整体性的人的存在都同时指涉上述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三种关系，因此，审美实践的文化建设意义必然要在三个维度上体现出来：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体现为“合律”的工艺性存在；在人与人的维度上，体现为“成韵”的伦理性存在；在人与自我的维度上，则体现为“通神”的境界性存在。从人类文化活动的广阔视域来看，即“合律”的工艺性存在属于物质文化范畴，“成韵”的伦理性存在属于制度文化范畴，“通神”的境界性存在属于精神文化范畴。而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不是单一的物质性形态或精神性形态，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也应当说，“通神”的境界性存在是最为纯粹的美感性存在，然而，我们不能说“成韵”的伦理性存在不是比较纯粹的美感性存在，也不能说“合律”的工艺性存在不是美感性存在。不如说，这三种存在彼此推衍、相得益彰的状态，才是一头牵连着形而下层面、一头向着形而上境界敞开的本真意义上的美感性存在。我想说的是，美学实践的场域与创造“合律”的工艺性存在、契合“成韵”的伦理性存在以及臻于“通神”的境界性存在的境域是同一的。 美学实践是具有超越性的。美学实践的超越以追寻人生的现实与理想在个性存在中的统一为特征，在三个层面上展现出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在肯定人的动物性的基础上对动物性的超越，在肯定人的个人存在的基础上对个人存在的超越，在肯定人的当下存在的基础上对当下存在的超越。 当今时代，人们最乐意寻求或接受的：是在顾及人的动物性的基础上对动物性的超越，而不是完全抹煞人的动物性的超越；是在肯定人的个人存在的基础上对个人存在的超越，而不是趋于离弃人的个人存在的超越；是在正视人的当下存在的基础上对当下存在的超越，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人的当下存在的超越。不言而喻，这样的审美超越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以社会交往为前提，需要以某种精神文化为前导。应该说，这样一种审美超越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凸现，是人向自身复归的一种现代性表征。由此，我想到了梁启超提出的趣味主义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不足。 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思想之所以具有现代意义和存在不足，可以从其说“趣”的方式及由此而赋予的“趣”的基本内涵来看。 梁启超说“趣”的方式表现为： 1.以“天”说“趣”。在《世界外之世界》一文中，梁启超对诸葛亮作了这样的肯定：“彼其于群雄扰攘四海鼎沸之顷，泊然置其一身于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炯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为何人，知世界之为何状，己与世界有如何之关系，知己在世界当处如何之位置。”[3]80这意味着，梁启超心目中的“天”，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世界存在之自然和自我存在之自然，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天”包含有“天人合一”的意蕴于其中。在梁启超看来，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要臻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必须具备足够的“知”，即拥有相应的生活智慧——“学问趣味”。他以自己为例，在《给孩子们的书》中这样写道：“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而有大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过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新生活是极可爱的，有价值的。”[4]1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