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学到哲学与美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阎国忠,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阎国忠(1935-),男,河北昌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

原文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生态学的兴起为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促使哲学向现代的转变:超越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确立了一元论的本体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立为基本问题;超越绝对主体性思维模式,走向了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受生态学、哲学的双重影响,美学同样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表现在:审美活动作为生存方式的确认,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审美活动核心问题的确认,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作为方法论的确认。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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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5-0539-07

      一

      自从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将生态问题提到世界面前,生态问题就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在1879年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人与地球》,1946年菲尔德·奥斯博恩的《我们被洗劫一空的星球》,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发表之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有学者认为,学术界正在经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是这样,我想,这不仅是因为生态问题所引起的种种令人震惊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人的世界观和精神世界的变化:

      无疑,它告诫人们,世界正深深地陷入生态危机中,一种由此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末日情怀正在世界上蔓延;

      它宣称世界是一个整体,从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世界一体化”的观念;

      它对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追问,即对现行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及现代文明的质疑,在世界酿成了一种批判的、否定的思潮。①

      它表达了人期望获得救赎的心理,恰是在它的感召和推动之下,人们不仅在学术上,同时在实践上,将保护自然,净化环境,调整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自己的责任。各种环境保护组织正在世界各地兴起。

      二

      生态问题的提出,生态学的兴起,是哲学向现代转向的一个因素。当生态危机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当生态系统从生物界延伸到人类社会和文化,当由生态问题引发的批判直接指向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生态学就已经是一种哲学,而且这种哲学与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等在理论向度上基本是一致的。由于这个原因,一方面,生态学获得了来自哲学方面的支持,成为生物学、人类学、环境科学的主导科学,另一方面哲学在生态学的启发和推动下,实现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化。

      (一)超越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确立一元论的本体论

      从笛卡尔以来,哲学一直是以认识论的身份出场的,它所要回答的是世界作为知识、审美和价值的对象如何可能?但现在面对的是本体论方面的问题,是世界作为与人相关联的世界,作为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存在的整体和过程如何可能?人们意识到,与认识相比,存在是更为基本的,不是像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在”故我“思”。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在人与世界彼此对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因为人就是世界的人,而世界就是人的世界。思想总是基于并且总是指向生存的思想。因此,哲学必须奠立在以生存论为核心的一元论的本体论基础之上。这种本体论不同于古代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本体论,因为它不是指一种与生存不相干的既定的、绝对的实体,而是指一种在历史中生成并不断演化着的生存结构。是构成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这个意义上的本体,在胡塞尔晚年的表述中,就是“生活世界”。——胡塞尔没有对“生活世界”给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既是“被给予的”“实在的”世界,又是“主观的”“相对的”世界;既是具有“原始明见性的”世界,又是“充满普遍归纳性的”世界;既是“直观的经验的”世界,又是为“交互主体性”建构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个“素朴的”、“具体的”、“充盈”的世界,是一切科学之成为科学的基础,也是“客观世界”之所以可能的根基。在海德格尔的表述中就是“存在”。——“存在者”“原始地”包含有对“存在”,对“世界”及“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领会”,并且只是通过这种领会获得存在,因此,所谓“存在”就是“存在者”的存在,而“存在者”就是与“存在”相关联的“存在者”。在尼采和梅洛-庞蒂的表述中就是“身体”。在尼采看来,“我”就是我的身体,此外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对身体功能的一种称呼。尼采说:“在你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一个强大的主宰,未被认识的哲人——那就是‘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里,它即是你的肉体。”“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并“创造高于自己之物”。[1]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就是身体”,“通过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2]265“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由于身体行为所指向的意义不同,世界或者呈现为“生物世界”,或者“文化世界”。[2]194萨特将他的本体论建立在“自由”概念之上,“自由”对于他就是“存在”是同义词,就是作为“将世界划归己有”的“自为的存在”。杜威在“经验”概念之上建立了他的本体论,——“经验”既是“被经验的东西”又是“经验的方式”。“经验”具有“原始性”和“本原性”,经验与自然有“内在的连续性”,经验即自然,即人,即艺术。卢卡奇称他的哲学本体论为“社会存在论本体论”。——以劳动、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等为中介,将自然纳入社会存在的范畴,认为社会存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的一种“飞跃”,一种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转变。葛兰西称他的哲学本体论为“实践一元论的本体论”,他认为,所谓一元论,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就是与某种组织起来的“物质”,与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活动,即劳动和技术。显然,上述各家对生存本身的理解并不相同,甚至存在根本的分歧,但是,就哲学自身的建构来说,重要的是,超越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摒弃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为建立一种新的一元论的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可能。

      (二)超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确认人与自然统一为基本问题

      萨特讲,本体论“是对存在的呼唤”,为了真实地逼进存在,“要求一种超现象的基础”。[3]“生活世界”、“存在”、“身体”、“自由”、“经验”作为概念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自然主义所设定的“超现象的基础”,而“社会存在”、“实践”作为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超现象的基础”。他们之间在基本的立足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从个体的人出发,——“生活世界”是先验自我通过其意向性活动构成的世界;“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身体”、“自由”和“经验”是“我”的身体,“我”的自由,“我”的经验。② 后者则从作为类的人出发,——“社会存在”是社会的人共同的存在,“实践”是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的实践。由于有这样的不同,前者总是从个体的原初状态,从前意识与前概念中,从主观方面寻求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统一起来的根据,而后者则相反从人与人的交往,从人的语言、行为中,从客观方面寻求何以必须摆脱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对立的原因。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确认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这就是说,确认了人与自然,包括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疏离、对立及由此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是哲学面对的首要问题,因而也确认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主义的彻底实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同样是“人是中心”,在康德那里是理性主义的必然结论,而在现代哲学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的涵义。如果说,生态学的发展告诫人们,人作为整个自然的一个部分,恰好处于微生物与宇宙星云的中项,唯有人能够借助自己的智慧将整个自然统摄在一起,并为它们的存在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那么,现代哲学则告诉我们,人之成为世界的中心,是因为人居于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只有人能够通过与自然的物质与精神的交换不断地反省和超越自己,并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

      可以这样理解,哲学本体论的诸概念就是从对自然的这种认识生发出来的。“生活世界”是“意识的世界”,而意识以对象——“被给予”的自然与人自身的存在为其前提;③ “身体”是我们通向自然的一种心理的和历史的结构,所谓自然就是为身体所体验,为知觉所确证的自然。“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处在对话中的我们的对话者的表演”;“经验”“既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是人与自然间共有的经历和记忆;“社会存在”就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存在,自然作为一个因素永远是劳动、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的组成部分。“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与自然间能动与受动交互作用的过程。也许“存在”将自然的始原性、无限性、神圣性表达得最为明朗,——自然“无所不在”,“创造一切”,“先行于一切现实事物,先行于一切作用,也先行于诸神”。[4]33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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