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美学的多元源头(笔谈)

——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论早期吴越审美文化中的江湖与剑道——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为例——良渚审美文化中的玉陶、徽饰、墓葬及其江南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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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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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4-0115-10

      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

      ——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

      刘彦顺

      刘彦顺,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本文所论及的楚辞中的“空间感”,不是在真实物理空间中生成,而是通过语言描述而形成,是一种诗性的江南空间想象。虽然此空间感来自语言描绘,但是一旦形成,就会对真实物理地域造成影响,使得物理空间主观化。当然,就楚辞的空间感而言,只是针对那些受到楚辞中相应作品影响的读者而言的,即通过阅读作品而获得深刻的记忆,这一记忆会与真实的空间相联系或发生联想,从而实现一种人文主义地理学所称的“地方想象”。同时,我认为,作品中所描述的空间绝对不能与真实的空间或者地方史做等同或者比对,也不能幼稚地认为,处在某一特定空间或地域的文学家在其作品中必定机械地、被动地传达其地域文化,甚至文学作品比如楚辞对于楚地的描绘,会赋予该地域以文化意义和想象。

      一、楚辞中的“恋地情结”

      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曾经使用“恋地情结”来指称对一个地方的依恋,他说:“‘恋地情结’是一个新词,可被宽广地定义为包含了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这种反应也许是触觉上的,感觉到空气、流水、土地时的乐趣。更持久却不容易表达的感情是一个人对某地的感情,因为这里是家乡,是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1](P196)这标示着一种新的地理学的产生,即超越于实证主义的地理学所进行的客观、微观的研究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侧重研讨的是现象学式的地域空间感,它往往体现为对某一地域的感受经验或者想象、描述。这一恋地情结同样适用于楚辞中对江南故地那种不离不弃的情愫。

      《楚辞》中所言地域及其名物在数量上极为繁复,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曾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游国恩先生也认为,《楚辞》中所述地理,以《九章》之《涉江》《哀郢》为最详,如《离骚》之济沅、湘,《湘君》之沅、湘无波,邅之道洞庭,遗佩之澧浦,《湘夫人》之洞庭波、木叶下、有芷之沅、有兰之澧,《涉江》之济江、湘、上沅水,《哀郢》之上洞庭而下江,《怀沙》之沅、湘分流,《惜往日》之临沅、湘之玄渊,《渔父》之赴湘流等等,皆属于江南之地,称为江南之水。游国恩先生针对钱穆曾撰《楚辞地名考》一文认为屈原之放未尝至江南提出异议,并做了大量考证,认为“屈子所欲济之沅湘,断在今之湖南明矣”[2](P43)。

      在《楚辞》中,“恋地情结”指向的当然是“楚国”,甚至指向整个楚文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就屈原而言,他的“恋地情结”来自于被家国除名,背井离乡,因而,在楚辞中的“游”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主题。此“游”或是被迫的流放,或是诗人自发的旅行,而且这两种“游”的方式往往缠绕在一起,不分表里。就前者而言,抒情主人公往往意欲回到故土,在作品中以繁复交错的楚地符号抒发故土的空间感;就后者而言,抒情主人公又往往意图建立一个想象中的故土,以便在那里安然栖居。

      以《哀郢》为例,屈原在作品中描绘了郢都的水陆路线,以此为核心来抒写所恋故土的空间感。其中大量出现的就是“家门”意象。在这里,作为“建筑意象”的家门完全转化为“地理意象”。诗人写到被迫离开郢都,沿着都城的水门与水道离开,他说:“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出国门而轸怀兮”、“发郢都而去闾兮”等,就一再地以“门”为界线。作为“建筑意象”与“地理意象”交织的“门”,除了标示纪南城水路交通便利、门户众多与诗人必须穿门而过之外,“顾龙门而不见”还分明预示着“家门”再不可入的深意。在临近离去时不断回望,最后的一个画面就定格在因为距离渐远而再也看不见的“宫门”。除了“家门意象”之外,还有与家园相反的“荒原意象”。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在王逸的阐释中,就以夏为“大殿”、丘为“废墟”,即诗人预感郢都即将化为荒原,“家门”也即将荒芜。

      在《哀郢》中,最为典型的“江南地理意象”还是耐人寻味的“水道”。就其抒情的方式而言,作品采用了在“回忆”中追溯并建立“空间感”。作为故土的郢都越来越远,致使原来那些流畅贯通、联系四面八方的水路系统,都因为遥遥相距而变得不相通了;同时,也使用这一“水道”的变化作为喻体,来表现自己心绪的杂乱与郁结。诗人巧妙地将郢都发达的水路与自己的心境相对照,先描述心情,再以都城内的水路作对照。《哀郢》首句即言:“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正因为如此,诗人离去时总是徘徊不忍,即便“去终古之所居兮”,行船时仍“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乃至于“出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还说“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这一切都体现了极为繁复的江南水乡的“水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意象。除了在水道中的游历之外,《哀郢》中还使用了“登高”意象,“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来表达细腻的“恋地情结”,可谓极为典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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