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5－0172－06 （一） 汉魏之际，风衰俗怨，有识之士甚至喊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1]的口号。产生在这个时期的魏晋玄学本为治乱而生，王弼的“自然”说不仅有关于自然本质和自然道德律的探讨，而且有关于治乱除暴、建立理想社会的分析，涉及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我们先来看王弼对“自然”的解释。王弼在注释《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给“自然”下的定义是： 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2] 楼宇烈先生《王弼集校释》引《文选》中的《游天台山赋》李善注引此句作“自然，无义之言，穷极之辞也”。“无称之言”、“穷极之辞”或“无义之言”，都说明“自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概念。张汝伦在分析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范畴错误”时也说，像“天”、“道”这一类概念很难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作对应式研究。“天”、“道”属于“范畴型概念”，“像这样的范畴型概念，它本身只是一个无穷的意义场，随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的阐释而不断发展；一旦给它规定一个明确的定义，那就不是它了，那就犯了赖尔所谓的‘范畴错误’（意义和意义场是不同类型的范畴）。当海德格尔说‘存在就是存在’时，从表面上看他是说了一个重言式，实际要说的却是：像存在这样的范畴型概念是不能用一般定义方式来表述的”[3]。 在中国古代，“自然”是由“自”与“然”组合而成，“自”和“然”的字体形状本身是一个实体。换句话说，“自”和“然”在它们分别出现时，它们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在《老子》和《庄子》中，当“自”和“然”分别使用时，它们都已经具有哲学上的基本的问题意识，涉及诸如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你自己”一类的哲学上的根本问题。[4]当“自”与“然”二而一组合成“自然”的时候，它的定义是“自己如此的样子”。当我们说某一个事物或者某一个概念是“自然”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这个事物或这个概念“如它自己存在的样子”那样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既不能作为“天”也不能作为“道”的代替概念来使用。如“道法自然”就不能理解为或解释为“自然法自然”，“天人合一”也不能理解或解释为“自己本来的样子与人合一”。 但“自然”又是一个“范畴型概念”，作为一个“范畴型概念”的“自然”，它只有在特定的意义场中才能得到确解。所以，王弼关于“自然”是“无称之言，穷极之辞”的说法，实际上是说，（作为范畴型概念的）“自然”无形无名，无时空可限定，无语言可指称，无文辞可描绘，我们难以感受到它自己的“意趣”。因而我们所见的自然事物的形状、声音不是自然本身，只是自然的表象。“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5] 另一方面，王弼认为，要认识自然事物，必须要有“名号”，亦即要有抽象概括的能力，要有语言的指称，否则我们无法了解自然。因为“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6]。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并且不断地从事实本身出发来进行追问。惟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词语，并且适当地使用词语”。[7]王弼所讲的一旦给出“自然”的名号、称谓，则“大失其旨”、“未尽其极”[8]，指的是（范畴型概念的）“自然”无法用名号来称谓。但不能称谓“自然”，不等于“自然”本身不存在。恰恰相反，“自然”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显现它自身。“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9]无形通过有形来显现，无声通过有声来传达，只有不局限于有形有声才能追求到最美的自然之形和自然之声。而人之所以能够经验自然，原因在于人本身有一种自然属性，犹如“燕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忧”[10]。 从王弼的“自然”概念看，自然超越于人的经验认识，我们经验感受到的自然（形状、声音、色彩、味道等）不是自然本身，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经验的判断标准。因此，形状、声音、色彩、味道就因人而异，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换句话说，自然的本质被事物本身所遮蔽。但自然的本质就在事物自身，“此自然之道”。[11]王弼的“自然之道”与他所说的“常”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自然界的某种运行规律或法则，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自然律”（Nature Law）。惟有依循“自然之道”、“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因物自然，不设不施”[12]、“合自然之智”[13]，才可以成为“达自然之（至）性，畅万物之情”[14]的圣人，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王弼在解释《老子》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时说：“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15]在解释《老子》三十章时又说：“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焉’。”“言用兵虽趣功济难，然时故不得已后用者，但当以除暴乱，不遂用果以为强也。”[16]王弼的现实主义的哲学阐释与王粲《英雄记》所记录的“白骨委积，臭秽满路”[17]的史实和《从军诗》“城郭生荆棘，蹊径无所由”、《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荒间”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如出一辙，带有强烈的治世安民的儒家思想的色彩。范甯以王弼比桀纣，实在是有点冤枉王弼。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引河上公序《老子》“周道既衰，老子疾时王之不为政，故著《道德经》二篇”之语时也说：“老子虽存《道德》，尚清虚，然博贯古今，垂文《述而》之篇，及《礼》、《传》所载，孔子慕焉是也。”王弼实际上是深得《老子》之旨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