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李泽厚就曾十分精准地指出，宗白华先生“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①。可以认为，宗白华留给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他对建基在中国文化独特传统之上的古典美学整体特性的精妙认识，包括他对以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审美理想的精微研究，以及对中西艺术时空意识的比较性阐发。从学术史角度看，宗白华美学的这些贡献，既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特定学术经验，也为后来者继续讨论和阐释中国美学、中国艺术搭建了思想的阶梯。这一点，在宗白华对艺术意境的深度阐发中有最充分的体现。 一 意境为何？何为艺术意境的创造？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宗白华那里不单纯是一个美学问题，而是如何从美学的立场来承继民族心灵、民族精神的问题，也是如何能够以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追求为目标来真正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问题，“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②。因此，我们理解宗白华关于艺术意境的一系列理论揭示，其实也是在理解他对民族文化所做的一种特殊“自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真正了然宗白华置身20世纪文化洪流而深情执著地回望民族心灵“幽情壮采”的特殊意义。 就此而言，宗白华讨论艺术问题，指向的往往是中国艺术的文化精神；他探寻艺术意境创造的审美本质，直接联系的是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心灵意识根源；他发掘中国艺术意境的至深创造根源，眼光始终投向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中国文化的生命情怀。《易经》乾卦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宗白华从中领悟：“‘乾’是世界创造性的动力，‘大明终始’是说它刚健不息地在时间里终而复始地创造着，放射着光芒。‘六位时成’是说在时间的创化历程中立脚的所在形成了‘位’，显现了空间，它也就是一阴一阳的道路上的‘阴’，它就是‘坤’、‘地’。空间的‘位’是在‘时’中形成的”，“‘位’（六位）是随着‘时’的创进而形成，而变化，不是死的，不像牛顿古典物理学里所设定的永恒不动的空间大间架，作为运动在里面可能的条件，而是像爱因斯坦相对论物理学里运动对时间空间的关系”，“六位就是六虚（《易》云：‘周游六虚’），虚谷容受着运动”③。这种对中国古代时空意识的独特的哲学把握，发掘出中国人、中国文化对待宇宙整体、生命运动的一致性态度：主张“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的老庄。强调“虚”作为一切真实的原因，是万物生长、生命活跃的存在基础；孔子讲“文质彬彬”，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儒家从“实”出发，又从实到虚，直至神妙境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显然，“虚”“实”关系是“儒道互补”（李泽厚语）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宗白华则以为道、儒两家其实都关注宇宙本质的虚实结合特性，所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虚空是万有之根源、万动之根本，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力之所出。 这样，从“虚”“实”关系上，宗白华看到了中国人基本的哲学态度，更发现了中国人深刻的文化精神气象、生命情怀。可以认为，宗白华要求艺术必须虚实结合，强调“主于美”的艺术意境“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④，既是他对于艺术审美本质的一种美学阐释，同样是他从美学立场反身追寻中国文化的心灵意识、中国人生命精神的一种文化自觉。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自觉，使得宗白华能够以独特的理论意识深刻揭示艺术意境的内部创造问题。 二 宗白华对艺术意境的把握，首先体现在他对艺术意境创造之“虚实相生”审美本质的确认之上。 就中国艺术而言，美感力量的根本，在于意境之美的表现。苏轼论陶渊明诗，谓“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意与境会，故可嘉也”⑤。“可嘉”正在于“意与境会”。事实上，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降，至近代王国维“境界说”，在艺术意境问题上大体都主张艺术意境是“情”“景”交融的结果。唐代张璪论画，有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说，讲的就是造化（景）与心源（情）两相凝合，构成生机活跃的艺术生命。王国维则强调“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⑥。应该说，宗白华对艺术意境的总体认识，在这一点上无出前贤之右。他所持守的艺术意境观，同样强调主观生命精神与客观自然景象的交融互渗，“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⑦。 不过，宗白华的创造性之处，是他从中国人、中国文化对待宇宙整体、生命运动的一致性态度中，看到“情景合一”的艺术意境，在创造本质上与中国文化心灵意识、中国人生命自觉的内在一致性，即“中国古代诗人、画家为了表达万物的动态，刻画真实的生命和气韵，就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方法，通过‘离形得似’‘不似而似’的表现手法来把握事物生命的本质”。⑧ 而这一点，恰恰又与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是一体的：从孟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中，宗白华强调“圣而不可知之”是虚，而“虚”就是只能体会而不能模仿、解说，它指向了“神”。 立足于此，宗白华进一步从艺术意境创造的虚实相生性出发，对艺术意境创造的审美本质及其层次结构作了全面精细的阐发，进而也呈现了其美学理论的文化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