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研究已经有了非常壮观的局面，但还有提升的空间。如何把多元一体中的多元包括进来，如何思考古代概念的虚实合一性质对理论表述的影响，一直是被忽视的问题。在此有必要提出来，以供讨论。 一、中国美学史的学科性质与研究上的三重阻碍 在中国古人的眼中，是没有美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当然也没有中国美学史这样一个学科。在古代文献中，可以查到文论、书论、画论、乐论以及建筑和园林等等方面及其史论的书名，但找不到美论和美学史的书名。美学及其美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后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而产生的。由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学术体系中有美学和美学史，我们的学术要成体系自然也要有美学和美学史，中国美学史由之而产生。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美学史的形成，是由现代学术中的美学框架在中国古代的繁浩文献中去寻找与之相关的材料，再用现代学科中美学的结构加以组织，而形成中国美学史这一学科。因此，中国美学史看起来是一门古代的学问，实际上是一门现代的学科，主要是服务于现代中国的学术建设。当然，通过这一学科的建立，既有利于加深对美学——这一对当今世界有着重要意义学科的理解，也有利于从美学的角度重新去看中国古代文化，让古代文化中一些被遮蔽的亮点闪耀出来。 由于中国美学史是用现代美学的框架去寻找和组织古代文化的材料，因此，中国美学史学科在“寻找”和“组织”古代材料过程中遇上了三重阻碍：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由于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了几千年而形成的巨大文化差异；二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巨大差异；三是美学的学科形态与中国古代学科形态在性质上的差异。在第一点上，中西方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如宇宙是怎样的，人性是怎样的，事物是怎样的……各不相同。西方的宇宙和事物是实体性的，而中国的宇宙和事物是虚实合一且虚实相生的，从而在对美的态度上，西方重实体，中国重虚体，西方对美是要得出实体性的明晰性定义，中国对美是要对境外之境、韵外之致的虚体性体悟。在第二点上，为把中国语言转向能与西方科学沟通和对应而建立的现代汉语，内蕴着西方科学的实体性质，当用之去理解中国古代美学概念时，产生了文化上的对立。比如，面对“形神”这一概念，我们说，形就是形式，神就是内容。这一方面让我们从结构上理解了形神，另一方面又让我们在精神上远离了形神。西方讲形式和内容，是建立在把事物看成是一个“物体”基础上的。这“物体”可放到实验室里面翻过去倒过来进行解剖式分析的。中国讲形神，是建立在把事物看成是“生命体”基础上的，生命不能放到实验室去进行解剖式分析。一旦解剖，生命已亡，得出的认识一定不是本质性的认识。面对一个审美对象，是进行科学式的逻辑解剖，而得出一个明晰的定义呢，还是进行审美式由形入神、得神忘形的体悟呢？这两种方式的差异已经从内容形式和形神的概念内涵中呈现出来了。在第三点上，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一个美学的学科框架，但西方美学所研究的内容，以及构成这内容的各个方面，却都被古人所深思和细研，并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见解。虽然如此，由于毕竟没有一个美学学科的框架，要重新寻找和组织确是需要花大力气。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之初，王国维在为美学科学名称的汉译而努力的同时，从小说理论（《〈红楼梦〉评论》，1904）、诗词理论（《人间词话》，1906）、戏曲理论（《宋元戏曲考》，1913）中，深入扎实地寻找中国美学的特质。但当其尚未完成也一时难以完成之时，民国初期其他学人很快移至西方美学。1917年，萧公弼《美学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共出版6期，虽未完成，但拉开了美学原理的架势；1923年，吕澂《美学概论》和《美学浅说》出版，西方型的美学原理正式地完整地在中国出现，以短平快的时尚方式完成了中国美学的学科建立。特别是朱光潜留学西方，以自己的天才，综合当时最时尚的审美心理学诸流派，写出了美学原理专著《文艺心理学》（1931年写成，1936年出版）和《谈美》（1932）之后，西方型美学原理蔚为大观，很快成为了中国美学的主流。西方美学的原理框架，从形式到精神，与中国美学有甚大的距离；而当这一原理框架成为中国现代学人用去寻找和组织中国古代美学的指南之后，由王国维方向去形成一个跨越中西的美学原理的路径受到了阻碍，用什么方式万能形成既符合古人原意又契合现代精神的中国美学史学科也受到无形的阻碍。以吕澂《美学概论》和《美学浅说》为象征，中国的美学原理在1923年业已建立，而第一本中国美学史著作在1984年才得以出现，历时六十余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古代材料与美学原理框架的冲撞、绞缠、磨合。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有这三重差异以及由之而来的三重阻碍，中国美学史的丰富和深邃显示了出来，中国美学史研究对中国当代美学和当代文化将会产生巨大推进的信息透露了出来。然而，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深入真的需要对这三重阻碍有切实认知和自觉意识。 二、面对中国古代材料的美学提问 中国美学史由现代学人用美学的框架对古代材料进行寻找和组织而产生出来。这寻找和组织，可以说就是对古代材料的提问。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从本质上是一个虚实合一的整体，人所认识的是实，未认识的是虚。这“虚”，在古典物理学看来，是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那里，只等人去认识、去找出；在现代物理学看来，并非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那里，而是因人的提问并随问的性质而作相应的呈现。正如科学上的波粒二象性，人设计什么样的实验方式去观察，物理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或为波或为粒）；正如人身体内的气，人以不同的方式（印度式的或中国式的）去运功，人体之气就以相应的（印度式的气脉或中国式的经络）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虽然有与古典物理学相同的情况，但更多的是与现代物理学相同境遇。中国古代的材料如此庞大、繁复、丰富，学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问，古代材料就以什么样方式呈现出来。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美学史的演进，体现为中国学人对古代材料进行不同提问之演进。这一方式其实也就是西方科学和哲学曾讨论的，在学术研究中，是材料在先还是理论在先。主流意见是理论在先，没有理论，人就不知道怎样去找材料和去找哪些材料。然而，有了理论，人在找材料时也会被理论所局限，使之能够看见一些东西，同时又看不见一些东西。因此，理论与材料形成一种辩证关系：有了理论，要意识到理论必有的局限；面对材料，既要体会到材料之外，还要反思材料自身之性质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中国美学史的演进，一直处在理论提问和材料显隐所形成的激流旋涡之中。当学人向材料提问之时，问题是理论从哪里来？只能从时代中来：王国维得以提问的理论，从清末民初的时代中来；宗白华得以提问的理论，从民国时代的德学留学和归国做学的氛围中来；共和国初期对中国美学史的提问甚少，在于当时的理论框架很难对之提问；改革开放后的提问，以中国学术重建和新的世界互动为基础。怎样提问虽然是重要的，却不是决定性的。提问之好不好，不但在于提问环境对之作怎样的呼应（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学术氛围起着鼓励或阻碍这种提问的作用），还在于材料本身对提问的应合。不好的提问既不能深入到材料之中，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材料；只有与材料性质真正契合的提问，才会让材料放出光来。从这一角度看，提问一定会受到材料的“反问”。正是在这反问中，提问会在这一对话中修正自己。改革开放后中国美学史的提问，最初是从美学原理的美的本质方式和范畴研究的西方式实体定义进行的。这一提问方式在后来的演进中，逐渐地在中国学人与材料的对话中被修正了。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演进是提问的演进：先是提问与此问得以提出的环境之间的对话，接着是提问过程中提问与材料之间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