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扩张与城市英雄主义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审美重构

作 者:
耿波 

作者简介:
耿波,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耿波(1976-),男,山东淄博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审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新儒家诗学,都市审美文化,艺术民俗学以及文化产业与美学关系研究.

原文出处: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扩展产生了城市现实的“物化”以及人格的“异化”,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虽能动摇城市的政治—经济宏大结构,却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城市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革命,安顿人的精神。与之相比,发生在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城市英雄主义”,则为城市个体在“物化”现实中重构现实、安顿自我开辟了一条审美重构之路。城市英雄主义是19世纪拿破仑精神的革命遗留,科学主义、凡俗世界与历史真实,是其对抗“物化”现实的三个维度。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1)03-0053-05

      一、从城市扩张到审美重构

      19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带动城市急剧扩张的时代。19世纪城市扩张,就城市物质增量而言,意味着一个拥有更加广阔城市疆域、更加庞大人口数量以及更加复杂城市基础结构的“大城市”的诞生。然而,“大城市”并不意味着几个“小城市”量的叠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集中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量的积累所带来的质的变化。

      “大城市”的质变,首要内涵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城市精神结构的变化。与中世纪城镇时代相比,19世纪城市社会结构的中心离散,带来了宗教观、社会观、人生观等各方面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指出和阐述。

      然而,宗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所构成的价值颠覆,在根本上还是“宏大叙事”的价值颠覆,它与城市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中心离散运动是相适应的。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19世纪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不仅是城市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中心离散,同时还有城市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离散性变化,而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离散,以其更为幽深绵密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现实认知。

      中世纪城镇时代,相对封闭的城市格局承载了以信仰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结构,造就了城市中的“神圣日常生活空间”。在此神圣空间中,现实认知的特点体现为深度性与层次性。在神圣空间中,人们的现实体验,决定于其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创生现实,因此在每一现实表象背后都有确定无疑的神圣深度;上帝存在,则万物存在;信仰上帝,则自能从万物中看出层层深度和现实本身的积极意义,“中世纪的城镇不仅是一个生意盎然的社会综合体,而且也是个生气勃勃的生物环境”[2]。中世纪上帝在场的神圣日常生活结构向人们许诺了一个现实稳定、意蕴丰富的世界,因此,中世纪城镇个体对城市本身的归属感是不言而喻的。

      19世纪的城市扩张则对中世纪神圣日常生活空间产生了极大的败坏。城市的中心不再是教堂、修道院,而是工厂以及附属设施,城市中的神圣体系失去了空间载体,上帝消退、诸神隐遁,一套以“货币崇拜”为核心的“物化日常社会结构”在现代工业城市中逐渐形成。在这一物化生活结构中,“现实”因为失去了神圣性深度的支持变成了“物”本身,在个体体验的指向中只剩下了可以被感知的层面,没有了深度与层次性,因此再也不能承担来自心灵的透视,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

      面对由城市现实“物化”而出现的人的“异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革命”方案,号召人们通过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建设一个新世界(城市)进而全面解放人自身。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政治—经济宏大社会结构固然是“异化”产生的重要前提,但使人产生“异化”的直接原因,其实是日常生活结构从“神圣”向“物化”蜕变而产生的“现实”衰败,而健康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很难通过“革命”解决,这就像大砍刀无法完成手术刀的使命一样。因此,实现城市扩张时代人性“异化”的拯救,必须从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重构”抓起,因为,人性“异化”的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在日常生活世界“物化”的城市扩张时代,由现实的衰败而促发重构日常现实的冲动,以此实现对“异化”个体的自我救赎,必然成为中世纪城镇时代之后现代城市个体的主体性诉求。

      事实上,城市扩张时代城市个体的“现实重构”诉求,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性补偿行为。“现实重构”是对日常生活微观结构,而非对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革命性建构。日常生活结构是内在主体意志,如欲望、想象、梦想等向客观生活层面投射、结晶而成的社会框架,由此,“现实重构”必然根源于一种内在的、想象性的建构,其建构的材料是内化于精神、再现于符号的现实碎片,其建构的冲动则在于克服内在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分裂,寻求主体与客观的和谐平衡,以此来安顿城市人格的心灵,因此“现实重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审美重构”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将人在“物化”时代的总体性拯救转向审美救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引申。

      “审美重构”体现于19世纪前后城市扩张时代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中,其中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体现出的是一种“城市英雄主义”作派。

      二、作为都市艺术存在的法国现实主义

      据R·韦勒克的考证,在19世纪,“现实主义”称呼的首次使用是在1826年的法国。1857年,法国作家夏普弗卢利以《现实主义》为名结集出版其论文。自此之后,“现实主义”被用来指称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小仲马等作家的创作活动,他们的作品构成了19世纪现实主义美学的文学先导。

      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在“模仿现实”这一美学观念已延续上千年的西方,同样是“模仿现实”的19世纪现实主义之所以引起纷争,关键在于19世纪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差异。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