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寻求社会和谐的年代，学校美育的使命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一个容易引发混淆的问题：今天学校美育的任务，还能同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一样吗？诚然，学校美育的基本精神及其任务必定有其历史继承性，但当下它的呈现方式和实施途径依然如故吗？ 一 学校美育，作为青少年美育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当前正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非中求美转向美中立美。近年来，青少年学生的日常生活环境已经尽力在追求审美化了，乃至出现了泛审美的状况，也就是审美被泛化到日常生活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在这样的泛审美环境中应当如何实施美育？回想20世纪80年代，那时需要从“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环境走出，美育承担起追求符合人性的纯审美精神的使命。那是一种纯审美语境下的美育，其特点在于非中求美，就是在非美的环境下寻求纯审美境界，突出的是指向未来的纯审美精神高度。张洁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借助主人公孙长宁的经历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非中求美的美育的时代特征。小说写正在森林里玩耍的孙长宁第一次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一种非中求美的状况，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点”就“通”。这是从无到有、由非美达美的状况。而今的美育，是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条件下进行，泛审美语境取代了过去的纯审美语境，美育的使命改变了，已不再是非中求美，而是美中立美，就是在泛审美环境下层开新的立美教育。在已经泛审美的生活中如何立美呢？当城市里不少学生从小就对审美或艺术习以为常了，我们又如何实施美育目标呢？过去注重的是精神愉悦，而今不仅要精神愉悦，也要感官快适，是两样都要。 第二，从无中有知转向知中出知。在知识过剩的信息社会传递审美知识直到实现知识创新？这是信息时代美育面临的新问题。在工业社会条件下，知识的创造与更新频率及其社会传播途径，都受到当时传播条件的限制，美育承担起通过个人的感性愉悦实现知识传承或者文化启蒙的使命。那时的美育是要帮助青少年学生实现无中有知，这就是从现有的无知识上升到有知识的高度。《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孙长宁从音乐家梁启明那里接受的，就是这样智育与美育融合中的知识传承。小说写道：“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于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偶然出现的一阵笛声，就可以使得林区孩子丢掉“蒙昧”而走向知识的世界。那时的美育仿佛多么容易，只要给点阳光，它就灿烂！而今的学校美育，则面临在信息爆炸、知识过剩的时代开展审美知识教育这一新难题。受教育者不再是寻求无中有知，而是寻求知中出知，就是在知识过剩中传递审美知识直到实现知识创新。这不再是对知识传承的简单诉求，而是要以此为基础，进而谋求知识探究，尤其注重从已知推导出新知，走向知识创新境界。 第三，从由朴及文转向多中难择。在多元价值并存年代如何选择合理的审美价值？过去，来自大森林的孩子孙长宁，质朴未开，童稚未消，你只要灌输一种审美价值观足矣。至于梁启明老师临终前告诫他的“长大了千万不要把音乐当商品”的话，他在那个单一价值观年代是可以遵循的。而且，那么多考生在音乐的感动中把珍贵的上大学名额主动让贤给孙长宁的慷慨之举，也只有在那个价值观单一而又纯粹的年代，才能想象到乃至实现。这时，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赞赏、确认音乐及美育的认同作用。音乐不仅可以成功地治疗像孙长宁这样深受“读书无用论”伤害的无知少年的伤痕，而且还可以帮助都市少年在审美感动的瞬间驱散功名利禄之心。但是，我们今天置身多元价值观并存乃至冲突的年代，是完全遵循以往的集体化自我的道路，还是认定个体化自我是唯一正确的人生选择，这就可能构成多元价值选择的困窘。 上面三个方面合起来，可以把当今美育面临的新挑战凸显出来：如何在一个本来就是泛审美或泛艺术的环境里实施美育？从一部描写“80后”青年成长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北京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在匆忙迎接中考的前几个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每星期和他在电话中聊半个小时，我常常在傍晚呼他，那时看得到金色的夕阳和翠绿的树，我们的谈话是那么谨慎华丽，像活在神话世界里，没有一切，只有艺术、秩序、美丽。这种虚无缥缈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他告诉了我他的呼机，我知道这是不被允许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也许只有在做心理咨询员的短短几个小时，他的心才是沉静、不被打扰的。所以我不愿意多给他打电话，我害怕他暴露出生活的局促和无奈。我只愿意感觉轻松悠闲的谈话。这些，他肯定都明白，他那么聪明。”（春树：《北京娃娃》，2002） 在改革开放环境中长大的青年，他们仿佛就直接生活在艺术环境里，那里“没有一切，只有艺术、秩序、美丽”。这里所描写的泛艺术或泛审美状态也许过于特殊，但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代青年的状态已远远不同于孙长宁时代那种非艺术、非审美状态了，而是处处都可以寻找到审美与艺术环境。如今的青少年学生不是对艺术或审美无知，而是对它们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甚至麻木不仁了。或者，他们在竞相发出诱惑信息的五光十色的艺术面前，丧失掉选择的主动、清醒。 二 在当前的泛审美环境中实施学校美育，我们已经和正在面临怎样的现实语境挑战？对此可以从不同方面或途径探讨。这里仅依据笔者刚刚完成的一项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评选调查结果，作简要的个案分析。因为，这个个案有可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当前青年学生的人格状况，从而对学校美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