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2-0005-08 收稿日期：2010-04-13 在中国近10年来的美学研究中，生态美学无疑是最富号召力也最具理论创获的。这一学科分支之于中国当代美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当代社会广泛关注的生态问题做出了及时的理论回应，而且也在于美学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漫长的沉寂之后，藉此找到了新的理论增长点。曾繁仁先生2009年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中，曾对其理论贡献和未来发展有详细的总结和展望[1]，兹不赘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几年，这项研究虽然因主导者的强力提倡仍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但理论上已疲态渐显，并呈现出落潮迹象。比如，2009年12月，由苏州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精神生态通讯》正式停刊。鲁枢元先生在《终刊致辞》中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万物，有生就有死，也是生态规律，这份讲生态的刊物也不能例外。”[2]《精神生态通讯》的停刊可能有诸多原因，但对生态美学而言，却未必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讯。近年来，除了生态存在论美学外，国内真正富有创见并有实践价值的生态美学理论并没有形成，更缺乏严肃的争鸣为这一领域增添活力或磨砺理论锐气。与此一致，许多当初曾参与生态美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相关学科，如环境美学或景观美学。这种种现象不能不使人对此项研究的“可持续性”产生深深的疑虑。 那么，生态美学内部潜隐的危机是什么？或者说，什么将会是生态美学难以逃脱的“有生就有死”的“生态规律”？下面，我将提出一些问题，并借此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昭示出新的领域和新的路径。 一、生态美学的首创与中西之异 与新时期以来大多数美学流派直接来自于对西方的译介不同，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体现了更强的原创性。关于这种原创，曾繁仁先生曾在2003年的一本著作中指出：“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到的材料来看，迄今为止（2003年3月——引者）未见有国外的学者论述生态美学的专著与专文。生态美学这一理论问题是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涉及的。此后逐步引起较多关注，2000年以来有更多的论著出版和发表”。[3]15至2007年，汝信先生在为曾繁仁的新著《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所作的序言中说的更直接，如其中所言：“我以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的首创，正好弥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4]7。近年来，随着国内生态美学在历史文献方面的深度开掘，这种“首创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比如，对于西方生态美学理论的译介，目前学界公认的第一篇文章是俄罗斯学者H·B·曼科夫斯卡娅的《国外生态美学》。此文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译者为由之①，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研究的历史流源和理论进展进行了详细介绍。与此比较，国内的生态美学研究，最早刊出的文章是佘正荣1994年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5]，以及当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6]。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到底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更接近时间上的“首创”。更为致命的是，曼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是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研究状况的介绍，这证明在这位俄罗斯学者之前，这一学科在西方有着更为深广的理论背景。至此，所谓的生态美学首创论，其闭门造车的性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根据上引佘、李的论文，甚至根据90年代以来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对西方文献的征引情况，由之翻译的这篇《国外生态美学》又确实没有形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介入生态美学研究，并没有从曼科夫斯卡娅的文章中获得灵感，更没有通过这位俄罗斯学者的介绍，与20世纪西方生态美学研究的理论传统形成有效的对接。相反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除了从西方现代生态学甚至物理学直接汲取营养外，常常提到的一本著作是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的《生态哲学》。此书199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当时国内学者经常引用并阐发的对象。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上面所谓的“首创论”又是有一定根据的，即：它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是中西学术信息沟通不畅，使其因无历史而表现出原发性；二是中国学者从当代生态哲学直接演绎出的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历史传统存在相异性；三是中国学者关于生态美学的早期讨论有自己的理论背景，如对“自然人化”的反省，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借重等。这种独特的背景，使中国当代的生态美学研究存在着与西方迥然相异的路径。 那么，西方背景下的生态美学到底是什么，它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差异又主要表现在哪里？ 生态美学，顾名思义，是以自然生态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其学科基础是自西方19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生态学。由于有这种自然科学的背景，西方美学关于自然生态的审美考察，一直延续着追求具体描述、客观实证，然后诉诸定量分析的传统。也就是说，西方生态美学关于自然的认识论考察要先于本体论定位以及存在论层面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像生态学这一命名的最早提出者海克尔(E.Haechel,1834-1919)，原本是一位动物学家。早期研究甲壳动物的身体组织，后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将动物、植物共同纳入到一个生物进化系统里进行研究。从这种学科的历史起源不难看出，现代生态学源于自然观察和科学实验的生物学，而后起的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则是对这种自然认知事实的人文反思。单就生态美学而论，虽然国内学者的主导观点侧重于强调人与自然共存的问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生态美学既然是一门建基于现代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学科，它的核心研究对象就依然应是自然，对于自然的科学认知（而不是审美想象）是奠基性的。所谓生态美也必然首先是关于自然对象的审美认知，然后才是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重建。 李庆本在其主编的《国外生态美学读本》的“前言”中，曾对中西生态美学研究的差异做过直观的判断，如“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大多采用哲学分析的方法，而国外生态美学则大多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7]2。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除了中国学人习惯于坐而论道的传统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生态美学的定位缺乏自然认知的奠基性。如上所言，西方生态美学首先建基于近代生物学，进而引申为生态学，然后发展为生态美学。这种以自然科学为背景的学术进路，意味着生态美学家首先应是一个博物学家，然后才是自然生态的审美品鉴者和理论建构者。早期，像作为海克尔精神导师的达尔文，他的基于“性选择”的自然美观念，是以5年的环球考察为前提的。另如被视为生态美学先驱的梭罗、约翰·缪尔、李奥帕德，都有长期的野外经验和由此获得的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像《瓦尔登湖》、《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年记》这些作品，虽然有自然观念的表达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都有作者长期的自然观察和生存经验作为背景。正是因此，西方后来的生态美学研究，如保罗·H·高博斯特的森林美学、阿普尔顿的栖息地理论，大多离不开科学实验和统计数据。有了这种科学基础，他们的观点更令人信服，在实践方面也更具操作性。关于自然认知之于一般审美欣赏及生态美学的奠基意义，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讲得很明确。如他所言：“在自然中为了实现严肃的、适当的审美欣赏，它也必须通过自然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塑造。因此，我认为在自然欣赏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知识应是如地理学、生物学还有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