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蛰先生在年轻时代，先是于1907年16岁时去日本留学，从日本初步接触到西方思想，接着，1917年至1923年，他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五年，并于1933年至1934年到欧洲诸国游历，观摩艺术。在美学思想上，他尤其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克罗齐和文克尔曼等人的影响。他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克罗齐等人的表现论思想，对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特别是书画美学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美学思想在当代的继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中西融通、以现代西方的学术范型去研讨中国传统美学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特点，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一 在邓以蛰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美学影响的痕迹。邓以蛰关注和引证的西方学者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等人，但他对西方学者的具体观点并不是一味地盲从，例如他并不赞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的一些看法，但是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深深地受到了这些学者的影响。 在1926年的《艺术家的难关》一文中，邓以蛰不仅提到了柏拉图的艺术观和印象派绘画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还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如对艺术与知性进行划界等。当然其中也运用了中国古代老子的自然观，并以倪云林的山水画等加以参证，而这种参证无疑也体现了西方的学术方法和现代意识，以及他本人内在的中西艺术涵养。在《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会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一文中，他也特别提到黑格尔关于西方绘画从希腊理想到近代艺术的转变、以及近代欧洲艺术感情丰富等特点①。在1926年发表的《戏剧与道德的进化》一文中，邓以蛰在阐述自己的戏剧观时，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发挥了叔本华的个人意志等思想②。他的论文中虽然有不赞同叔本华思想之处，但是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是无疑的。在《戏剧与雕刻》一文中，在讨论布景的限制时引用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对戏剧和雕刻艺术及其背景进行描述探索时，邓以蛰受到了文克尔曼《古代希腊美术史》和莱辛《拉奥孔》的影响，尽管他并不很同意莱辛的观点。同时，他在文中还引述到了德国美术史家沃尔夫林的相关论述。 邓以蛰1926年写的《民众的艺术》一文，还受到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艺术与社会主义》一书的影响，主张艺术为民众所创造，并为民众服务；同时，他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强调艺术独立的审美特性。其实这种思想，在他1924年刚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发表的《对北京音乐界的请求》一文中，就已经露出端倪，他用风趣生动的语言说：“我们社会需要你们艺术家，你们艺术家也需要我们社会。我们俩何不快来握手把臂，吻颈一心，行这个同偕到老的见面礼呢？”③可见，邓以蛰把艺术的超越性与艺术为人生、艺术为民众的现实性统一了起来。 当然，邓以蛰对西方美学思想的理解和消化，也带有中国传统的那种汲取外来文化的同化特点。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充分考虑到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接受心理。例如他意译莎剧的《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新弹词》④，就参照了元曲的表达方式，俗而不俚，具有元曲的韵味。他翻译的《彼特拉克山歌》，更有中国古代竹枝词般的民歌风韵。在《戏剧与雕刻》一文中，邓以蛰分析希腊戏剧与雕刻时，有意无意地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与视角。在《西班牙游记》文末评述鲍蒂切利的名画《春》的时候，更重视其中寓于东方性的特质，对于抽象性线条中的东方性尤其着魔：“有这样富于东方性，使我颠倒的！”⑤ 上述这些西方著名学者，以及克罗齐等人，都是邓以蛰在他的著述中直接提到和引证的美学家，而被邓以蛰阅读过著述和深受影响的无疑不仅仅指这些。从邓以蛰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学习、吸收和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当然我们从中更看到他对中西融通方法的积极尝试及成果，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美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在西方美学思想中，邓以蛰受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影响最大。邓以蛰认为“盖表现者，美之活动也；言语诗歌者，具体而直接，有自在之感情价值自内发出者也”⑥，这种观点就是表现论的思想。尽管他抱怨克罗齐未能将表现论思想用于书画，未能进一步研究表现的结果和价值，但他高度推崇克罗齐的表现论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相比之下，两者在方法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克罗齐是哲学家的分析，邓以蛰则是艺术家的分析。 邓以蛰以因果论阐释了表现与气韵的关系。邓以蛰说：“气韵生动可谓美之活动之结果，而为美之至极之价值焉。言语之表现为美之活动，此克氏之独到也，然未及此表现之结果，之价值，换言之，犹不知有气韵生动之事也，言表现而不及于气韵生动，犹之乎言思想不及于名理也。画之结果既在气韵生动，而气韵生动为精鉴之事，是画之价值出于精鉴也。”⑦他在《六法通诠》一文中讨论“气韵”时指出：“唯有一说殊足引证，即意大利现代哲学家克罗齐之美学也。”可见，邓以蛰把中国书画艺术概括为性灵的表现是受到克罗齐的影响。 邓以蛰所谓书画的自我表现，形质之独创，性灵之表现等，受到了克罗齐的影响。他借鉴克罗齐的表现论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的书画美学，强调性灵的表现在中国书画美学中的重要性。这在《六法通诠》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和明显。他说：“克氏未能将表现推之于书画，盖彼不知用笔作书作画之能表现耳”⑧，“美非自我之外之成物，而为自我表现；求表现出乎纯我，我之表现得我之真如。”⑨他对中国书法中表现功能的强调，也是受到了克罗齐的启发。在对书法的阐释中，邓以蛰强调书法的表现，书法形式与心灵情趣和意味的关系。他认为书法是表现主义艺术，倡导书法是“性灵之自由表现”⑩。
